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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说过很多话，多到后人难辨真假，甚至还有一个搜索系统专门用来查这句话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而像“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样很像广告带货的话，却真的是他说的。全句是，“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出自《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续编》。
8月末，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举办了一场“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展出9种重要文献，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序》、胡适《跋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
纸张不会说话，但不妨碍我们去寻找那个100多年前的小小的出版社。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与传播中心”。1913年，现代出版发行家汪孟邹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其前身为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安徽科学图书社，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书店迁至上海。刚到上海时，汪孟邹在现在的福州路一带租了一个小房子，只有一层楼，外面挂了一个洋铁皮的“亚东图书馆”招牌，就算开张了。但很快，这里就成为新潮思想与进步文化的活跃地。
《胡适留学日记》是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记录了他在留美期间的社会见闻、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而网络流传的“打牌”段子，更让这份日记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胡适留学日记》最早是由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于1939年整理出版。此后，才有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湖南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出版。
展览展出的《胡适留学日记》，都是胡适亲笔手稿，18册，50余万字。作为一个历史八卦爱好者，我看到了一篇《归娶记》。文中明确记载了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其中有对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甚至结婚礼堂的平面图。胡适也在文中表达了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
好了，胡适大家都认识，那汪原放是谁？
他生于1897年，是汪孟邹的侄儿，13岁时就进入安徽科学图书社当学徒，1913年跟随叔父到上海亚东图书馆，逐渐成长为骨干编辑。他是胡适的粉丝，特别赞同《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等论述，又受英文图书版式的启发，于是开创了新式标点古典小说的先河。1920年，标点、分段本《水浒》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瞬间就成了畅销书。所以，“标点只能让汪原放”。
作为一个出版人，也是商人，汪孟邹非常擅于策划，而且实现了市场和思想的完美结合。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的安徽老乡兼好友。每当囊中羞涩要向出版商贷款，陈独秀就去亚东图书馆坐几个小时，直到汪孟邹主动问他是不是缺钱，然后拿钱让他带走——这种关系就特别好。
1923年，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展开了激烈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下场，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二十五万”。而在亚东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汪孟邹把陈独秀和胡适两个老朋友引斗到一起，造成一波三折的论战。出版社这场古灵精怪的策划，很是博足了时人的眼球。
而最能体现鲁迅那句广告语的事件，当属亚东版《红楼梦》的出版。
1920年12月，亚东版《红楼梦》（标点自然也是汪原放的手笔）即将付梓，准备发预售广告，邀请胡适代撰一篇考证或新序，这就是后来的《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俗称“新红学”。
这让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他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表达了对胡适观点的不认可。随后，胡适又发表《跋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直言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就这样，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论战并无结果，但思想的火花闪耀夺目。
据不完全统计，40年间，亚东图书馆约出版300种书，多以皖籍人士（毕竟老板是安徽人）的著述为主，兼及友人著作。其中以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胡适的《尝试集》和高语罕的《白话书信》最为畅销。
在整个民国出版史上，亚东图书馆的出版量不算大，但为新文化书刊的出版出了相当大的力。1919年恽代英办武昌“利群书社”、1920年毛泽东办长沙“文化书社”，当时由陈独秀做担保，向亚东图书馆贷款。
1953年，亚东图书馆歇业，几乎同时，汪孟邹病逝于上海。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手稿，知道亚东图书馆，是在这个展览中，时隔67年。坦白地说，我很想找找胡适的“打牌”日记，不过泛黄纸张和相片上，笔力依旧，已不见当初少年。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