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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也许我本质上还是农民，什么事都先想到吃饭问题。
曾经看到宴席上没吃几筷子的大鱼被倒掉而心疼不已，当时第一念头就是：老家的乡亲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鱼。这情景十几年来一直在心头挥之不去。
这次春节居家避疫，看朋友圈晒美食，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买不到这些美食怎么办？
一旦非常时期粮食短缺，有人要对我们搞禁运，我们的战略储备能坚持多久？我们的生产能力能不能快速激活，又能激活到什么程度？
看到因疫情断路封路导致农业供应链出问题，一些地方菜出不了村、进不了城，饲料进不了养殖场，畜禽运不出去。好在这种乱象很快被制止，分级分区差异化精准防控政策陆续推出，供应链也随之在恢复中。但我还是有一些后怕，农业的供应链可千万不能出事！城里、村里还有那么多躲疫的人要吃饭呢。
一切都回到吃饭问题。
饿肚子是最可怕的记忆
粮食是老百姓的命，不，比命还重要，是命的命根子。
对中国人来说，粮食不是什么具体东西，而是自带高光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道德，是文化，是感情，是融合了我们所有价值的神圣象征。任何时候，重粮惜粮都是高尚的代名词；任何对粮食的浪费和糟践，都是直接给自己贴上不道德的标签。没办法，粮食对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沉重的符号，它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和辉煌。
粮食，是中国人心里的神。
60后可能是最后一代对饿肚子有痛苦记忆的人了。在我们昏黄的历史印象中，小时候就没有吃饱过。“锅里照进碗，碗里照进人”是基本情景，“瓜菜代”是我们的基本食谱，南瓜和红薯，是我们童年的基本食物。如果要问，童年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饿！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敞开肚皮，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曾经的梦想，如今想起来，恍如一个梦。记得那时候大人有一句口头禅：“小孩盼过年，大人望插田。”是啊，小孩子盼过年，是盼过年能吃碗香喷喷的大米饭；大人望插田，则期盼着有个好收成,能让家人吃饱饭。
但吃上一碗大米饭不容易啊！近日看见网红李子柒的视频《水稻的一生》，又勾起我对那年那月的回忆。
农家耕作苦啊！记得是元宵节前后，正是 “七九六十三，路边行人把衣单”的时节，农民刚过完年就开始备耕。赶上天气好时，阳光和煦，家家户户都在田里烧“火粪”。所谓“火粪”，就是把去年秋天留下的稻草捆成紧实的球。烧“火粪”的时候，田野里就如袅袅炊烟，空气中散发着稻草的清香。等“火粪”烧好后，农民就把烧好的田土锄碎、平整，一畦一畦的，然后放水浸润，准备育秧。现在想来，这烧“火粪”，一是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二是把田里害虫虫卵烧死。
等到头年留选的稻种浸泡发芽后，农民就在细腻如豆腐般的一畦畦秧田上，均匀地撒下冒着白尖嫩头的稻种。要不了几天，秧苗就开始从膏状的泥中探出脑袋，春风一起，秧苗就绿油油了。
秧苗长得差不多了，正是清明谷雨后，农民就开始整田。正如吾邑先贤姚鼐先生一首诗所述：“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千层石树遥行路，一带山田放水声”。各家各户都牵牛下田，把休息了一冬的田土翻起来，再放水泡个两三天，把田土变成田泥，等到手指插进泥里没阻力时，就可以插秧了。
秧苗插好后，施肥、薅草、放水、打虫，只要没有恶劣的暴雨冰雹天气，早稻就丰收有望了。
但要让新粮真正到碗里来，还有一个痛苦的煎熬。第一道工序就是割稻，在湿热的天气下，大汗淋漓是必修课，泥水也不是问题，甚至还是受欢迎的清凉剂，最难受的是稻芒对皮肤的持续刺激。这割稻与插秧相反，不是往后退，而是向前走。农人们弯着腰，一手紧握稻秆根部，一手挥出镰刀，一不小心，或者贪多求快，手指肚就会被镰刀划过，当场血洒新粮。
割完稻子接着是脱粒。早时是双手抱紧稻秆在方形木桶壁上击打脱粒，那没有一把子力气可不行，一天下来，人都能散架；后来用脚踩滚筒车脱粒，效率提高了，劳动强度也减小不少，但干一天两腿也像灌了铅。
但与挑新稻谷上田埂相比，这也不算什么。把湿漉漉的稻谷从泥水田里挑到场院里晒干，一般是家里主要劳力的活儿。百多斤的担子压在肩上，在泥水里又挪不动双脚，没有一把子力气和扛劲儿还真不行。
不要以为把新稻谷挑到场院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时候正是雷雨季节，刚刚还是阳光炽烈，突然就乌云密布，转眼就大雨倾盆，晒在场院的新稻谷，不是被水冲走了，就是被淋湿了。如果赶上连续雨天、阴天，稻谷还会发芽，一旦发芽，今年的粮食就差了成色。
多谢老天帮忙，一切顺利，粮食晒干了，也用“大风车”扬去了秕谷，留下的都颗颗饱满金黄，堆积起来如小山包一样。喜悦满脸的农人就兴冲冲地挑了一担新稻谷去碾米，糠米分离后，家家户户尝鲜般试煮一锅新米饭，让老人孩子、家里劳力吃一碗，香一下嘴。其余的粮食还要卖给粮站。记得那时候，我们家往往还了之前借的稻谷，交够了公粮，再卖一部分粮食，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大人们计算着，下半年少吃干的，多吃稀的，再搭一些瓜菜红薯，全家差不多能混个半饥不饱，最不济，到时候再向亲戚借一些。记得大人曾经这样安慰一个劲儿喊饿、要吃大米饭的孩子：等二季稻收上来了，让你吃个饱！但等到金秋十月，二季稻确实收上来了，喊饿的孩子的梦想又被大人许到第二年早稻。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只有亲身体验过劳作的人才会感受到农人的辛苦，也只有经历了饥饿的人才更觉粮食的贵重。我们现在虽然告别了饥饿，也从制度和技术上为老百姓的肚子解除了后顾之忧，但不忘饥饿，不应该只是亲历者的个人回忆，它应该纳入我们民族的共同记忆。这也是一个伟大民族之所以伟大所该具备的底线思维和危机意识。
粮食是历史的最终决定者
与60后不同，现在40岁以下的“改开一代”都没有饿肚子的经历，吃饭问题于他们从来就不是问题。对他们来说，端起碗来吃饭还要吃肉，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厨房里有锅碗瓢盆一样。但丰收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也不是历史和自然的常态，它一定是因为有了人和科技的活跃变量，而创造的非常态。
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是把这种非常态尽量延续，最大限度争取常态化，但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是科学主义者，有的时候得想到没，多的时候得想到少；没的时候不绝望，多的时候不轻慢。从这个层面上说，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多一点、大一点、难一点，不是悲观，更不是唱衰，而是提醒，是警示。
从历史上看，农业和粮食从来就是最终决定者。不管是民族兴衰，还是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帝王将相的英明神武，根子上还要看老天的颜色。丰收不仅是盛世的成果，更是盛世的成因，农业和粮食经常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中国气象史上四次小冰河时期导致的农业大溃败，就使得汉民族几次面临灭种的危机，除了商周之际第一次小冰河时期没有人口数据外，后三次的小冰河时期：汉晋之际、唐宋之交、明清之汇，汉民族的人口都出现了毁灭性锐减。第二次小冰河时期，汉民族人口从东汉末的6000万锐减到东晋时的400万；第三次小冰河时期，唐末的人口还是6000万，到北宋初年只剩下2000万；第四次，从明末的1.2亿减到清初社会安定时的5000万。当然，这之中，更多是战争造成的大规模死亡，但战争更多也是起因于连年饥荒。在气候大恶化之下，一方面是农业溃败造成饥荒、瘟疫、叛乱和社会解体，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一方面是旱灾和寒冷急剧恶化了边疆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边疆游牧民族南下东迁与中原农耕民族抢夺资源，又伴随着更大面积的战争和死亡。历史上很多现象，很多时候，往根子上数，都绕不开粮食的因素，都是粮食或公开或悄悄地在起作用。
而从国际上看，在不考虑新技术和新资源的变量之外，现在国际上每年粮食贸易量只够我们半年消费量，如果我们不立足于自给，即便能把国际现有贸易粮食都买过来，也养不活14亿人口。而全部买过来是不可能的，那些依赖国际粮食市场的国家怎么办？你有钱，不怕贵，他们还怕呢。更何况，到非常时期，恐怕我们出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有人要搞禁运也不是不可能。
粮食与石油一样，是战略武器，石油没有，最多是汽车停驶、工业停转、军事停摆，粮食没有，就是生命停息，一切都没了。生命是一切前面那个“1”，粮食则是生命前面那个“1”，生命是一切的“饭”，粮食则是生命的“饭”。悠悠万事，唯饭为大，饭的问题是终极问题，是终极战略武器。所以，不要说饭没有，就是饭紧张，都会引起巨大市场震荡，造成社会恐慌。这恐怕是我们民族为之深深恐惧的基因记忆，也是国际上赤裸裸现实的深刻警示。
粮食丰收是中国崛起的“零号因子”
农业兴是百业兴和国运兴的基础和先声，反之亦然。这是新中国70余年奋斗的总结。
新中国初，农业连续8年丰收，造就了那个朝气蓬勃时代的百废俱兴、国运上扬，但之后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饥饿困扰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现在回头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的巨大成就，大家可能更多关注GDP，关注中国在国际的位势，或者关注城市的繁荣，关注现代化，甚至只关注自己的小康生活，这都是正确的，也都是事实。但我觉得最应该关注的是农业！为什么？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食物丰盈，哪个朝代也不敢说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但在我们的时代可以不是问题！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时，一定会说，那个跃起的时刻，那个闪光的时刻，是我们的告别饥饿！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国运升腾有没有一个“零号”因子？谁是第一个推动力？农业就是第一把火，是第一个推动力，是巨变开始的“零号”。农业兴了，不仅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更多非农人口，也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农业资源投入到工业化城市化，这才有中国制造的奇迹，也为中国智造打下了基础。
另外，从决策层和个人层来看，吃饭问题也是一个前置性问题。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谈得上其他。全国人民吃饱了、吃好了，才有力气构筑梦想。只有小家庭吃饱了、吃好了，才有家庭的发财梦、个人的进步梦、孩子的发展梦。上天创造人，不是让人仅仅是为了活着，借句时兴的话说，是为了让人生活，让人活出一番大境界。
但是，在实现这大境界之前，还真得先活着。活着，是一切的开始，一切如诗如画、如梦如绮，都来源于这个“活”字。活，从来都是大问题。
粮食安全的压力是长期的
说粮食是中国人的神，或者说是中国人的梦魇，都没有错，不过一个从正面说，一个从反面说。
为什么粮食安全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原因很简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压力始终是实实在在的、是不断增加的，除非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在粮食产量上实现巨大飞跃，但即使是粮食技术发生革命，也必将为更大的消费所逐渐冲抵。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即使我们始终重视粮食安全，也只能做到紧平衡。粮食安全这根弦永远不能松。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面对的粮食安全形势有五个刚性：第一，对粮食的多样性需求是刚性的。随着全面小康的实现，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而对吃好、吃健康、吃个性产生了新的需求，人们对食物的期待不再只是对热量的获得，而偏向对营养的摄取，甚至对口味、品位的追求，这些都有赖于农业的供给，都是在与粮食生产争夺资源，都是大食物生产不断增加的任务。
第二，耕地持续减少是刚性的。工业化城市化必然与农业争夺土地，更多人口集中到城市，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者、增加了农业消费者，而且工业与城市都需要更多的土地供给，现代化进程决定了这一趋势将是长期的。
第三，资本型大农业的非粮化倾向是刚性的。农业的出路在提高农业的效率，在于建设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的核心在于实现由资源农业向资本农业转变，资本的逐利特点，决定了它所经营的农业一定会以利润为导向，在粮食效益偏低的大格局下，不可能指望这些资本农业不搞非粮化，能够不搞非农化就算不错了。而且，资本农业的经营模式对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多多少少有辐射和影响，只要以利润为目的的农业，多多少少都有非粮化倾向。
第四，国际战略博弈是刚性的。粮食是生存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之需，是我们的天，这就决定了它一定会成为竞争对手的博弈工具，不管对手眼前愿不愿使用，只要对手具备这种能力，都是对我们生存的警醒。何况，国际博弈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天真都是除了天真还是天真，凡事一到生存关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一旦不虞，本来就是战略武器的粮食，一定会成为战略武器。
第五，不确定风险增多化是刚性的。农业面临的自然和市场风险日趋增多，极端气候导致的农业灾害频发，重大突发事件越来越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农业的供应链、生产链、产品链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这种风险在信息时代会由于传播效应发生叠加和放大。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粮食安全形势，是我们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形势。怎么办？只有坚定新型粮食安全战略，负重前行。
中国粮食安全密码在“藏”与“紧”两个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让世界粮食问题成为衍生热点，也让国人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关注度提高。危机总是验证一个战略“行不行”“好不好”的最好契机，把中国的粮食问题掰开揉碎，在危机的聚光灯前“照一照”，有两个字很醒目，一个字是“藏”，一个字是“紧”。悟透了这两个字，不仅会夯实信心，也能给人以启迪。
这个“藏”，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藏”。当然也包括藏粮于库。把粮食藏在粮库里，好理解，但把粮食藏在地里、藏在技术里，就有了一层深意。说起这个，想起一个干部讲的下乡听到的故事，一位农民这样理解“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我们懂，就是跟毛主席那时候深挖洞一样，把粮食藏在地的下面，希望政府挖洞藏粮时别把地挖空了，不要像煤矿塌陷那样，把我们的地搞没了。藏粮于技呢，就是我们国家有好多粮食的技术都藏起来了，像袁隆平的海水稻，没粮食吃的时候，用飞机往海里撒种子，海水里就呼呼长稻子。这些技术都藏着呢，希望国家慢慢也透一点出来，让我们也学一学。
这个故事看起来类似于“郢书燕说”，虽然是宣传上用户思维缺失的案例，但这位农民对政策的理解还真的是形不似、神有点似。
一个“藏”字，体现了我们在粮食问题上的智慧。曾经我们只知道把粮食藏在农民的小粮仓、藏在国家的大粮库，但粮食藏不了多长时间，时间一长就不能食用，变成陈化粮，成语“陈陈相因”就是这么来的。粮食多了，新粮压旧粮，这样藏在库里太浪费，但又不能不藏，积谷防饥啊。在粮食问题上，处理不好这个“藏”字，可能就“露”了我们的“怯”，底牌和软肋就让人看到了。既要藏粮，又不要浪费，怎么办？就要把握好库里粮、地里粮和土里粮的平衡，库里粮好理解，地里粮也好懂，就是正在生长的粮，什么是土里粮呢？说白了，就是有可以种粮的地，还包括水、肥、种、具。说到这里，藏粮于地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就是要保持足够的粮食生产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在急需时可以马上启动。18亿亩耕地红线绝不能被各种忽悠给忽悠了！
而“藏粮于技”呢？就是发展促进粮食生产的技术，把粮食的生产能力藏在技术里。这技术包括硬技和软技，所谓硬技，指的是高产优质品种选育、新型肥料研发、土壤改良、农机农具革新、现代技术运用等，这些都直接作用于粮食生产。所谓软技，指的是生产形式、经营方式、管理模式、农艺传承、市场能力等，以确保粮食种下后能收获最多、效益最大。有了硬、软两方面的技术储备，只要老天爷不发大的脾气，粮食就能做到急需时能马上生产，生产了一定能丰收，丰收了一定能增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本质上是始终保持粮食的生产能力。有了这两“藏”，我们不仅在粮食安全上能保持主动权，在决策上也有更大的腾挪空间，而且在国际博弈上有稳固的战略后院。
说了半天的“藏”，已经不符合“藏”的本意了。既然讲“藏”，就不适合太推开天窗说亮话。因此，强调“藏”，就还有一种字面意思需要我们心领神会，这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需要，也是战略博弈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化向来崇尚藏而不露，其实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常态。对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把实力藏一藏、藏好了，就能进退有据。而这，又不仅指粮食。
说完“藏”，就要说“紧”。何谓“紧”？就是紧张、抓紧、不放松、紧平衡。
什么是紧张？不是慌张，不是考试紧张那个紧张。所谓紧张，就是“紧张谁”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头等大事，当作不能有闪失的事，当作一失万无的事。粮食就是这个紧张的对象，这些年我们国家在粮食上实现“十六连丰”，除了“地”与“技”上的能力，上上下下对粮食工作“紧张”，是我们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所谓抓紧，主要是指抓“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抓粮的积极性，一个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是在粮食生产上，一定要让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有实惠”。
所谓不放松，就是时时刻刻，都要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根弦在粮食不够的时候要绷紧，在粮食充裕的时候也不能松，特别是在粮食连年丰收的时候，更要防止思想滑坡、认识滑坡、政策滑坡、工作滑坡。这之中，思想滑坡是第一面骨牌，任何时候都不能倒，否则，后面的都跟着会倒。防滑坡第一要防思想滑坡。这是粮食安全上最沉重的警示，也是一切工作最深刻的启示。
所谓紧平衡，既是对我们的粮食供求的一种现状描述，也是粮食供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为什么呢？不平衡肯定是不好的，紧缺和太多都不好，虽然多的烦恼比少的痛苦要好，但甜蜜的烦恼毕竟也是烦恼，在资源利用上也不是最优选择。但紧平衡就不是这样，它总体保持平衡，不会有大缺大余，既保证了稳定供应，又没有供大于求，同时又给市场以一定的张力，向供需双方都发送信号，给生产者的积极性以一定的鼓励和刺激，为消费者的承受力增加一些预期和韧性，也能引导更多资源投向粮食产业。同时，对国际市场也是一个明里暗里的讯息：我不依赖你，价格合适我就买一点，让自己的土地歇口气；价格不合适我就不要了，大不了让自己的地再辛苦点；如果太贵了，我还可以卖一点，赚一笔钱。看看，这就是紧平衡的主动！
“藏”与“紧”，这是新世纪以来粮食发展难得的两个字。
警惕关于粮食的认识偏差
可以说，历史上的任何盛世都没有做到像如今这样物质极端丰盈，不怕买不到，只怕想不到。坐在家里，轻点鼠标，千山万水外的农产品，都能风雨兼程地给你送来。
成就的取得，固然是靠政策和奋斗，但始终保持对粮食和食物的高度敬畏、对粮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粮食危机的高度敏感，则是我们政策和奋斗的精神之源！
但与此同时，在一些人心目中，对粮食问题出现了一些认识偏差，亟待纠正。
一个是粮食一般商品论。认为粮食与其它农产品、甚至工业品一样，都是商品，这犯了颠覆性错误。这些年来，舌尖上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确实到了 “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的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中国每年的粮食浪费大约有1000亿斤往上，足够3.5亿人吃一年。这在一地的负责者，粮食的一般商品论，就必然导致其失去对粮食的重视，虽然也会行礼如仪地“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慷慨激昂地讲要重视农业和粮食，但恐怕骨子里还是认为粮食不但增加不了多少GDP、创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也难以在政绩上有多大亮点，还要往里搭不少钱。在这样心态下，能够稳住基本盘就算不错了，又怎么会对农业和粮食真重视、真投入、真想办法呢？而对全社会来说，粮食降格为一般商品，而且还是价格偏低的商品，又怎么会打心里爱惜粮食、悯农崇农呢？那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导向？很难想象，一个不爱惜粮食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粮食和农业、对农村和农民有真诚的尊重呢？粮食不是一般的商品，一旦成为一般商品，那它一定会以它固有的特殊方法证明给你看，它不一般！只是这样的证明过于激烈，毕竟饿肚子的感觉、饥饿的梦魇，才走了40年。
一个是粮食国际购买论。这些年，一些人认为，不需要种那么多粮食，只要有钱，哪儿买不到粮食？资本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全世界的农场主都在欢迎我们去买他们的粮食。放着国际资源不用，非要固守“自给”，不亦惑哉！还有人打圆场，说什么，即使今后特殊情况下买不到，我们还可以到时候再生产不迟。怎么说呢？适当通过国际市场调剂，进口一些国内紧缺的品种或者国内资源消耗大的产品，是必要的。任何时候，坚持“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都是正确的态度。但对粮食尤其是主粮，必须始终坚持我们的新型粮食安全战略不动摇。且不说国际市场上有没有那么多粮食卖给我们，就算有，在面对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怎么办？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就导致了国际贸易链的问题、导致多国囤粮。到了危急关头，你买不到，即使买得到，你也运不到。一旦不虞，真要到了国际博弈恶化、甚至发生战争时怎么办？把14亿人的饭碗放到别人的手上，把中国的粮仓建在人家的土地上，你会安心吗？何况，国际战略博弈不一定讲究成本核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怎样？你的对手，尤其是强势对手，为了消耗你，是不讲道义原则，也不讲市场规则，只讲丛林法则。别看现在猛给你推销，真要到那时候，你有钱也买不到！怕就怕我们对国际购买形成了市场和心理依赖，撂荒了“自给”的物质和心理基础，真到了危急的时候会手忙脚乱。临时种？粮食可不是工业品，一开流水线，立马就能生产出来，至少要三个月到半年吧？要是正赶上冬天呢？当然，这期间可以依赖库存，但在危急时刻，这样未免有点“玩的就是心跳”吧！
一个是粮食比较效益论。这种观点认为，生产粮食比较效益不高，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呢？在他们看来，招商引资搞发展，搞工业、搞项目、搞城市化建设，就业多、税收高、发展快，而且增长数字、政绩数字很亮眼，综合效益很明显。而抓粮食呢？不但对一地的就业、税收、发展没有显著的增加作用，而且还要多花钱，政绩作用也不明显。发展好了，财税多了，买粮食就是了，国内粮食连年丰收、粮食主产区有的是粮食，再不济，还可以去国外买。这样的小九九，算盘拨得格外响！但如果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决策者，都这么想、这么做，大家都不抓粮食，都等着别人去抓粮食，我们工业、城市、发展肯定会耀眼，但饿着肚子恐怕欣赏不了这“耀眼”！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和农业，粮食安全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
(作者系农民日报社总编辑)
何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