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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来到了会期的第三天，这个我国航天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综合性行业盛会，专门给年轻人打造了一个舞台：“青聚闽江”青年科学家论坛。
在这里，没有须发皆白、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没有太多的领导讲话，整个论坛的聚光灯都打在几位青年科学家的身上，他们站在舞台中央，是当天唯一的主角。
他们当中，有火星探测器总体主任设计师，有北斗导航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也有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六点北京的导弹副主任设计师……他们的故事，需要也值得更多的人了解。
正如其中一位青年科学家、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曲耀斌所说，人们熟知的北斗、长五等大国工程，汇聚了数以万计的航天人，那么多人尤其是那么多的青年航天人，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每一发箭、每一颗星中又能做什么，每个人都去做一颗螺丝钉吗？这些需要他们讲给更多的人听。
“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关乎航天领域学科发展、系统工程与传承换代的大问题。”曲耀斌说。
可能是当代最具冒险主义色彩的故事
曲耀斌对自己工作的理解，既写满了理科男的认真和理性，也不乏一些浪漫色彩。他说，他们必须用最少的“已知”，去挑战、去探索最大的“未知”。
“宇宙太大，航天器在空间环境中运行，每一秒所经历的多物理场都是不同的，很难用传统的科研方法，开展大量实验，去遍历所有的内外部条件、去充分试错。”曲耀斌认为，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现在所做、所经历的，可能是当代最具冒险主义色彩的故事。
曲耀斌刚工作时，他所在的团队便接到一个项目论证任务：打造一个新的卫星平台，去3.6万公里高度的地球同步轨道，开展新技术通信试验。
“一个新的平台意味着什么？在汽车行业里，研发一个新平台需要多轮定型、反复测试，大概的费用相当于1000部量产车。新卫星平台研制所需的投入和研制难度可想而知。”曲耀斌说。
大约花了几周时间，曲耀斌把新平台所需要的相关控制算法，都写了出来。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们还要在地面基于新开发的产品，开展实时的半物理验证，尽可能地测试调优参数。
那两三年，他和同事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通宵度过的。
“青年航天人可以作创新，但你的底气，更多是基于科学的态度与海量的数据支撑。”曲耀斌说，他们要提出上千个假想的故障，这些假想，99%以上最后都不会发生，但一旦放过一个，就可能导致失败，甚至荒废一代人的努力。
2018年12月25日凌晨，曲耀斌参与研制的通信技术实验卫星三号发射成功，耗时数月，卫星成功入轨、自主完成所有试验动作。至此，他所在的这支国内最年轻的高轨新平台设计师队伍，也已在这颗卫星上，日夜不断地耕耘了整整8年。
一个个平凡汇聚成“不平凡”
10年前的夏天，冯文婧从哈工大硕士毕业，来到航天五院工作。在去单位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以为她是去研究载人或嫦娥的，给她竖起大拇指。直到她说自己是研究北斗导航的，司机楞了一下。
“要北斗做什么，GPS不是挺好用吗？”司机反问她。
尽管当时北斗的知名度远不及载人和探月，但是这种“灵魂拷问”，还是让冯文婧一时语塞。
“凭我当时的技术储备，我除了说这是国家战略需要之外，竟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说辞。”冯文婧说。但也是从那时起，她决心做好北斗，做强北斗，有朝一日，让国人也能为北斗竖起大拇指。
如今的北斗，早已名声在外，相比于北斗二号，北斗三号更是成了世界上功能最多的卫星导航系统，全球范围内实测精度在5米左右，亚太地区实测在2米左右。今年5月，我国再一次成功登顶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开展测量工作，同样是以北斗数据为主。
“这背后是30万人26年的心血。”冯文婧说。
她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正值北斗二号卫星研制任务的高峰期，她前后接手处理了累计5颗星上万个遥测参数，每天对着电脑，把它们汇总形成一份份上百页的报告，工作繁重又乏味。
时间久了，冯文婧渐渐产生了自我怀疑：“这跟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有什么关系？这跟高大上的北斗工程有啥关系？”
和她一起毕业的同学，还和她打趣：“我们搞互联网的称被为‘码农’，你们搞航天的可以称为‘码数’！”那段时间，冯文婧甚至有了一种“自己的工作微不足道”的认识。
直到一次飞控任务，卫星如期发射，就在执行太阳翼展开指令之后，遥测显示太阳翼未完全展开，四个“1”锁定状态只出现了三个“1”。卫星在天上，除了遥测，没有人知道太阳翼到底怎么了？
现场气氛凝重，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冯文婧所在的遥测岗。
那一刻，她的脑海里闪现了很多种可能：遥测解析错了？不会吧，会不会是校准电压的问题？或者是测控通导误码的问题，难不成太阳翼真没展开？
紧张归紧张，压力归压力，凭着一年多的经验，她和同事很快排除了遥测本身错误的可能性，转移了问题排查方向，最终给出太阳翼处于展开状态的初步判断。
后来，太阳帆板转向太阳接受光照，太阳翼温度、母线电流遥测都开始增加，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判断的正确性。
“这件事对我的感触很深，原来我的工作不只是‘码数’那么简单，它的精髓在于挖掘卫星状态背后遥测与遥测之间的关联，任何一个遥测都不是孤立的，找到它的好朋友，才能更好地为卫星看诊把脉。”冯文婧说，很多北斗人都认为自己很平凡，但北斗系统就是被这些平凡的北斗人，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个关于“群体英雄主义”的故事
曲耀斌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他的认识是，一次成功的航天任务，远不是总设计师一个人的功劳，它取决于庞大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人，“可以说，我们今天所有讲述的，都是关于‘群体英雄主义’的故事。”
27岁的徐菁是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副主任设计师，每一次打靶试验前，她所在的团队都会做一次成功分析，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一次打靶试验的成本有多么高昂、代价有多么大。
她说，为了攻破一个关键技术问题，她曾和同事坚守试验岗位三天三夜，进行了1007次反复论证。为了一次导弹临界能力测试的成功，她曾演算了上万条弹道，遍历了每一种可能。为了寻找一个在6万次里只出现过一次的异常现象，她所在的团队一直奋战到深夜1点，耗时7个多小时，只为找出关键问题所在。
试验室那道虚掩的门，隔断了家与亲人的牵绊。为了赶进度、保研发，她经常和同事牺牲周末、假期，更没了下班之后与亲人的欢乐时光。她的母亲曾经无比担忧地问她一个问题：“你这样天天加班，哪有时间相亲啊？”
“所以，对航天人来说，有一种单身叫做‘加班加成单身’。”徐菁说。
2019年10月1日，作为航天青年的一份子，徐菁参与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联欢活动。站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她忽然想到了钱学森、邓稼先、黄纬禄……
“我看到那些仪仗队员抬头看向蓝天时的坚毅，当年在靶场上的邓稼先，也这样看着祖国的天空，等待胜利的喜讯……听到那锃亮的钢靴踏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铿锵，被踏中的那片土地，也是航天前辈们奋斗过的地方。”徐菁说。
也曾有人表示不理解，中国已经和平稳步发展了几十年，你们搞武器装备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加班加点，不眠不休？徐菁说，每一个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都会在前辈的影响和带动下，渐渐体会到身上肩负的责任之重：善战方能止战，只有掌握了先进的核心技术，手握高精尖武器，才能让祖国在国防上不受制于人。
2019年9月23日，曲耀斌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的半夜，实践六号01星报警。这颗星2004年9月9日发射，设计寿命两年，那时已超寿13年，曲耀斌所在的团队可以不再费劲去抢救它。
然而，那天晚上，却来了很多人。
曲耀斌记得：早已是厂所领导的主任设计师亲自画故障树，改做技改管理的软件设计师，也找出当年的代码本仔细翻阅，退居二线、在家里带着孙辈的测控设计师，则反复和技术参谋电话讨论。
“我们都不想这颗开创了一个系列的首发星，在当天晚上就此消逝。”曲耀斌说。
如今，一年过去了。曲耀斌在9月20日的中国航天大会上给出这颗星最新的遥测页面，上面写着：绕地球飞行第87277圈，在轨继续正常运行。
他们还是做到了。这一切，都得益于那一晚老中青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曲耀斌感慨道：那一批功勋的设计师们，在那一刻，穿过长长的时间，化作了年轻的样子，屹立于我们青年一代的身前，“撬动”了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后，眼前可见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