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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张力奋曾任FT（《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像他那样的副主编，FT有10多个。他曾经在公开场合纠正过，这个“副主编”并不是什么大领导，只是一个“中层”。但是，在中文语境这样称呼，显得很像回事儿。其实，FT的总编辑，英语的名片上只写着Editor，但是到中国来，这个词的意思只是“编辑”，没人理你，中文名片不得不加一个“总”字。
《牛津笔记》中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其实都是跨文化交流所产生的趣事。张力奋曾是《金融时报》中文版的创始总编，曾经专访过温家宝总理。他离开FT时，报社同事按照惯例专门为他制作一张“假头版”，上面有各种关于他的“黑新闻”，一篇“报道”的标题称他是“一人两制”（One Man Two System）。
如果直译括号里的内容，就是“一个人，两套系统”，用来形容张力奋倒是再合适不过。张力奋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新闻系高材生，1984年中国女排夺冠，他是学校通宵庆祝的一员。毕业后他留在复旦任教，后来考取公费到英国留学，进入莱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是在BBC工作，后又长期服务于FT，成为一个标准的英国媒体人。2015年，他又回到复旦任教。
由于长期在英国生活，张力奋无疑是相当“英式”的，他为自己地道的英式英语而自豪，在生活中也追求英伦绅士风度。但是，他又始终是“中国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到北京采访，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很多人把国旗贴在脸上，“那一刻我流泪了”。“两个系统”在他心中融为一体，有时候甚至难分彼此。
2017年，他到牛津大学访学一年。《牛津笔记》就是他这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尽管大致采用一种“日记体”，这本书所记录的却并不完全是“当下”，而是有一种历史的纵深。事实上，张力奋是想通过这一年的切面，来展示更广阔的内容，包括他过去几十年的个人经历和中英两国过去30多年的交往史。
张力奋能到英国留学，就得益于大的历史进程。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宣布香港将回归祖国怀抱，这是我们熟悉的“大事件”，但是人们不熟悉的是，当时还有一个附加协议，由中英两国政府和船王包玉刚先生共同出资，成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英国政府出700万英镑，包玉刚和中国政府各出1400万英镑，凑了3500万英镑，在1987到1997年10年间，每年资助400名左右中国人到英国留学。
1400万英镑现在看不算什么，但是1984年的中国，外汇储备还很少，那时有官员到欧洲访问，还把酒店里的洗漱用品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亲友呢。张力奋去英国读书时，还专门多带了几双袜子，因为担心英国东西太贵——这就是那时的社会氛围，清贫，上进，想向“先进”学习。这10年，中国一共向英国派遣了三四千名留学生去读硕士、博士，其中包括了郭树清、张维迎这些现在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
《牛津笔记》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几乎每一篇张力奋都会写和哪些人一起吃饭。在牛津的“正餐会”上，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但是，几乎每一次“饭局”，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如今的牛津、剑桥，中国留学生已经不少，还有很多游客。这两年中国人出国变得容易，对那些到英国旅游的人来说，牛津、剑桥是必不可少的景点。这提醒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融入世界的程度已经有多深。
牛津大学当然是张力奋个人版“中英交往史”的立足点。在世界因为疫情似乎变得分崩离析的2020年，读一下牛津的“古老”和“古怪”，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张力奋访学的学院，叫“新学院”（New College），其实成立于1379年，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这就是牛津。世界变化飞快，而牛津的建筑和传统，一直在那里。牛津是“慢的”“落伍的”，但又是久经考验的。
有时候想，如果站在牛津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或许会有不同的发现：很多让人激动的事件，其实并不新鲜，在历史长河中，真正能起作用的或者成为传统的，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原则”。而学习、追问和思考，一定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核心原则之一。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有着怎样的学历和阅历，在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有重新做回学生的冲动。
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