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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遗落在自己手中的几千张失联老照片寻找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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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高源身穿蓝色马甲穿梭在天安门广场，他是广场上资历最老的摄影师，大家都叫他6号摄影师，因为他的岗位在广场6号位。17岁从沈阳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天安门广场摄影师至今，他已为各地来北京的游客拍过60万张照片。这个“十一”，他走进中国教育电视台的3集纪录片《从建国门到复兴门——漫步长安街》（以下简称《漫步长安街》），为的是完成一个久违的心愿：为遗落在自己手中的几千张失联老照片寻找主人。
“早些年照相并不像现在能当时就取，很少有人在经历了漫长的排队拍照后，还能再挤出两个小时等着取照片。游客们大都是照相后留下地址，等师傅们冲印好照片以后寄回去，这样很容易出现由于地址不详等各种原因被反复退回的照片，高源手里就有几千张。”《漫步长安街》总制片人、执行总编导桂岩说，这些年，高源一直希望通过各种途径物归原主，把各自关于天安门的那份记忆领回去。几年前他还尝试使用微博寻找照片的主人，但效果并不理想，“那时候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到过一次北京，就留下这一张天安门合影。这些老照片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对于当事人来说越来越珍贵。”
作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天安门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越建筑本身的600年历史价值。多少年里，到天安门照相是一件大事。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里都有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第一次到北京的外地游客，去天安门拍张照片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行程。
天安门是整条长安街的中心点，也是纪录片《漫步长安街》最不惜笔墨的部分之一。从历史兴衰，到文化蜕变，面积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有讲不完的故事，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关于人民大会堂的建造，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诞生，一页页历史翻过，纪录片娓娓道来，而透过高源相机的镜头望过去，则是一个穿越时代却从未缺席的百姓视角。
“他是一个记录者，同时也是一个见证者。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桂岩说。
在高源印象中，改革开放初期，人员流动性不高，平均每天拍四五十张。1983年之后到天安门广场上照相的人越来越多，最忙的时候一天几百张近千张。胶片变成了数码，早年7毛5分钱一张，也变为6寸的每张10元，8寸的每张20元。照片上的人穿的衣服、脸上的表情也在变，“一开始，大家不分男女穿的衣服都一样，基本都是单调的‘绿白灰’，80年代以后，广场上才有了新鲜的样式和色彩”。
40年里，高源先后用70多台相机记录着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表情，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个普通中国百姓的天安门情结。这些年，高源在工作之外，经常要拍几张天安门前的照片自留，“把这些留给后人看，就像我现在看以前的老照片”。
和高源一样，收藏家闫树军对天安门也有特殊的感情。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的一个胡同里，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展示了他几十年来收藏的上万件和天安门有关的各种老物件，从钟表、瓷器、文具盒、小摆件到各种不同时代的老照片、旧海报，在大家眼里，这里就是个正经八百的“天安门博物馆”，收藏的是满满的时代记忆。
“我们的《博物馆之夜》栏目做了五六年，拍遍了全国大大小小几百座博物馆，节目组在做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时，忽然有了一个创意：教育台所在的长安街，就像一座天然的博物馆。”桂岩说，长安街从最东头建国门的古观象台，到最西头复兴门的金融街，横跨了中国历史纵轴的一条时间线，而位于长安街两侧的，也恰恰是中国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建筑，“它们就是长安街这座天然博物馆里最宝贵的藏品，是镇馆之宝，每一座都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距离天安门不到两公里的西长安街11号，也是长安街上一个承载着太多时代记忆的所在，这里记载着的是中国人的通讯历史。北京电报大楼高73.37米，作为新中国第一座最新式的电报大楼，落成于1958年。如今长安街商业楼宇林立，一片繁华中，这座苏式建筑沧桑尽显，只有那依旧悠扬的钟声还在传递着当年的霸气。
拍摄中，《漫步长安街》摄制组对这座“老古董”曾经的贡献有了更多的认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焦急的人们冲向电报大楼，两三天里发往唐山的电报猛增到上万封；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新中国电报最鼎盛时期，繁忙时，月电报发送量达到300万份。今天习以为常的“电话粥”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7分钱一个字的电报费，促生的是精练至极的电报文体，亲情、友情、爱情经常被缩浓成“平安，勿念”4个字，而当“甥”字出现在电报里，就有了密码一样的特殊含义，那是在告诉对方家里“喜添男丁”了。
2017年6月15日，电报大楼正式停业，它标志着中国电报时代的最终落幕。可是在长话大楼营业大厅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摄制组却有了新的发现。“电报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它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大家都没想到电报大楼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可以发电报的窗口，这是一段特别温馨的回忆。”桂岩说。
“以前，电报种类特别多，有鲜花电报，礼仪电报，还有加急电报，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我们这里只有‘普通电报’这一种。来这里发电报，大多都是怀旧来的。”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刘大姐说，现在发电报，一个字1毛4，60年时间，涨了7分钱，老式的电报机也改成了电脑，唯一不变的，还是会根据顾客的要求，用电报代码发电报，“可能在别人看来，我这里是最冷清的窗口，其实，这里从不缺少温暖。今天，只要还有一个人来发电报，就说明还有人想着它，念着它。也许10年、20年后不会再有人来这里发电报了，正因如此，今天这个窗口的存在，才让我觉得越发的珍贵”。
电报大楼所在的西单地区，从来都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西单路口东北侧的文化广场，如今是长安街上唯一的大型绿地广场，而如果将时光倒回30年前，这里可是全北京最时尚的潮流圣地：特别特市场、西单劝业场、百花市场，还有民族大世界，它们在当年全国闻名，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北京第一批练摊儿的个体户和万元户，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年代，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如今，关于这片土地关于他们的故事，已经定格在西单商业文化博物馆里。
如果说中轴线是北京城的脊梁，那么6.7公里的长安街就是北京城的大动脉。从皇家御道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的每一次延展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蕴藏着太多鲜活的故事。古观象台目睹的历史风云，中国海关关旗经历的5次更改，中国社科院由“贡院”变身的传奇，王府井百货大楼传颂的张秉贵故事，北京饭店历经的百年沧桑，金融街完成的地缘的沿革与传承……尽管有着《博物馆之夜》的多年积累，摄制组要做的功课还是很多。18个月时间里，从建国门桥一路向西到复兴门桥，《漫步长安街》一路寻找着这条街上600年岁月的痕迹。
在民族文化宫，56岁的苏春熙分享了她40年前的一段故事。作为新中国首批出现在人民币上的少数民族人选，直到今天，大家仍然习惯性地叫她“人民币女孩”。
在1980年发行的第四版人民币的贰角钱上，有一对引人注目的“姐妹花”，她们穿戴民族服饰，年轻靓丽。右侧的就是苏春熙，她出身于吉林延边朝鲜自治州，是土生土长的朝鲜族人。
197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100多名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选拔的少数民族青年来到北京参加培训，负责民族文化宫少数民族展览的讲解工作。刚刚高中毕业的苏春熙作为吉林省讲解员来到北京，就是那次机会，决定了几年后她的青春被定格在人民币上，命运也从此改变。
“从中国海关的权力回归、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的颁布、天安门广场经历的数次大规模改造等各种国家重大事件，到看升旗、发电报，逛王府井西单享受小吃这些个体回忆，每个人都能在长安街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记忆。”桂岩说。
在长安街上，不光每个建筑都能带来一段有滋有味的回忆，就连那个跑了一个多甲子、被北京人亲热地称为“大1路”的公交车，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承载着数不清的故事，因为途经王府井，路过天安门，看得见中南海，穿行在东西长安街的“大1路”，也因此有了“国门第一路”的美誉。据说北京公交车每更换一种新车型，都会从“大1路”开始，从挂斗的，到加长的，三门的，再到今天酷酷的纯电动仿生汽车，伴随着“大1路”车型的鸟枪换炮，600岁的长安街也在发生着和时代同步的变化，古老并年轻着。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