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且只有一支球队,能以这样的方式亮相——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典礼,中国女排成员乘着“祖国万岁”花车来到天安门前,向公众致意。
1984年,国庆35周年典礼,中国女排第一次现身国庆花车上。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明确了方向,那一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布置了一句流行的标语:“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国庆70周年典礼过后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见到了当年的女排主攻手、如今的女排主教练郎平。他回忆,1984年国庆观礼时,他是一名学生,请中国女排队员在学生证上签了名。等他毕业,学生证需要交回,他舍不得,对学校谎称证件丢了。
如今,没有哪支球队能像当年的中国女排那样让人如此疯狂。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为她们庆功的中国驻日大使符浩赋诗说“明日班师去,国门锣鼓喧”。回国不到一个月,这支队伍收到3万多封来信。
近40年里,中国女排换了一茬茬队员,比赛成绩起起落落,但它始终不只是一个队名,也不单指向一种运动,而是一个能够鼓舞人心的名词。
经历了时代变迁的郎平形容:“‘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知道有时不会赢,也会竭尽全力,是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尘土,依然眼中坚定。”
“时代不同了,但奋斗精神永不过时,她是到达梦想彼岸的诺亚方舟。”她在一篇文章中说。
1
多年以来,郎平把她的目标说得很简洁:“只要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我们的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
中国女排近几年最受关注的赛事,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特别是在出师不利情况下,对阵巴西女排的比赛。
北京时间2016年8月17日,里约马拉卡纳齐诺体育馆。馆里几乎全是巴西观众,呼啊,喊啊,唱巴西国歌,像一场大型演唱会。媒体席上的记者甚至戴上了耳塞。
开场只有一束幽微的光,周围昏暗,时任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看不清观众席,但从幕后跑出来亮相时,她便感觉气氛不同。观众在喊,立体声环绕,她觉得“人亢奋到有点幻觉”。
中国女排在里约首战负于荷兰队。翻看历史战绩,中荷对战18胜6败,没想到在里约一出场,中国队就碰了钉子。最终,中国队以小组第四的成绩,提前碰上了东道主巴西队。
中国队与巴西队8年里交手18次,18连败。作为2008年和2012年两届奥运会冠军,巴西队此次在小组赛中五场全胜。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对中国队收起了笑脸。
比赛前一天,姑娘们照常列队跑步。年龄大的几个球员,早就知道以后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了。年纪还小的队员说:“我们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在一起打球了,就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场球、最后一堂训练课来练。”
训练结束,助理教练开始给排球撒气,“如果明天还能再来训练,我用嘴把它们吹起来。”
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提出想跟女排姑娘合个影。郎平犹豫了一下,“因为不想强化告别气氛”。那张合照中,所有人都笑了,除了朱婷。
朱婷那时已是中国队的得分王,对手猛攻的点,压力很大。她记得:“在奥运村,每天都有捷报,咱们的团拿了金牌、银牌、铜牌,不像大奖赛之类,最后才到金牌。那种感觉,也是无形中的压力。”
午饭过后,郎平故作轻松地邀朱婷去走走,她拒绝了。
“我跟她是打同样位置的,也参加过奥运会,也是主要得分手,关键时候确实会给自己很多压力。”郎平说,“可以看出来朱婷真的笑不出来,整个脑子都是在想比赛,跟她开玩笑,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怎么想的: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就感觉她整个人都绷着呢。”
训练结束后,朱婷收到郎平的一条短信:“朱婷,我的弟子遍布世界各地,但你是最让我骄傲的一个。今天站在场上,你就是最棒的一个,加油。”
这位教练极少给队员发信息。屋里没人,情感内敛的朱婷看完就哭了。
打巴西队之前,郎平告诉队员,因为胜算不多,放开打,“咬它一口是一口”“你巴西队想拿冠军得过我中国队这一关”。
她告诉队员,20世纪80年代,老女排夺得“三连冠”,打的全是东道主队。巴西队想的是冠亚军,压力更大。“虽然巴西队确实比我们强,但我们必须冲出来,持续给她们压力,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她们自身一定会有波动,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那晚,徐云丽把零食拿出来,大家边吃边聊,有什么说什么。有的小队员直接问大队员,那么关键的发球为什么会失误啊?“没大没小的!”但所有人都敞开了心扉。
直到事后,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这场比赛或许展现了排球最极致的一面。巴西女排在所有的数据统计中都优于对手,几乎每一分的胜负都如此差之毫厘;而在巴西球迷锲而不舍的嘘声中,郎平手下的这批年轻球员如何承受住了从未间断过的压力,几乎是个谜。
2
惠若琪站在对战巴西队的赛场,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在国家队的最后一场球。“大家一起打球是一种缘分。今天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补位,你最后一次帮我传球。”
“我们那时候已经那样了,没所谓了。”1995年出生于排球世家的张常宁只说了三个字——“就是干!”
龚翔宇站在替补席上,喊得撕心裂肺。“你想想,那个时候,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中国队第一局大比分输了,巴西队势在必得。第二局开始,刘晓彤和张常宁上场,局势大为改观。“我没想到姑娘们表现得这么好,我就告诉她们,上去就给我像老虎一样,咬她们几口。”郎平说,“最后到了决胜局,巴西队的发球都倒转了,相比第一局时那种子弹一样的发球不知差了多少,证明她们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刘晓彤,中国队的第四主攻,在第二主攻张常宁去打接应的情况下,顶住了主攻位。“光想着往前冲,没想过怎么往后退。”刘晓彤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张常宁感觉自己打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好的一场球,当时不觉紧张,事后回看录像时,手心却在冒汗,“到现在都没有那时的手感”。她记得,进场时没看到中国国旗,一得分,国旗全部亮出来了。
当中国女排连续拿下第二第三局后,巴西队的球员慌了神,脸绷得紧紧的,挤不出一丝笑容,身经百战的谢拉、塔伊萨也开始主动失误送分。
比赛拉扯到第五局决胜局。谢拉发球失误,中国队拿到赛点。张常宁说:“那完全不是她的水平,训练中让她发10次都不会失误,那次偏偏就失误了。”
14∶13,中国队领先。当巴西队发球时,郎平突然叫了一个暂停。
“当时想让大家静一下,把思绪拉回来,因为机会来了,往往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时候更要专注在球上,而不是去考虑结果,因为比赛的结果瞬间可变。”郎平说。
“郎导先跟月姐(魏秋月)布置了一下最后一个球怎么打,然后转向我,让我准备后攻。我看了看月姐,发现她已经在看我了。直到暂停结束,到我们上场,在主裁判吹哨示意对方发球之前,我们俩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对视,一直对视……”
事后朱婷回忆,她跟魏秋月“确认过眼神”。
“那是我打球以来第一次在场上感觉心跳得咚咚的,就快要炸了的感觉,因为那一分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果然月姐给了我后攻,其实我的上步、起跳,包括挥臂那一下,都是有点发硬的,但是我很坚决,这一分我要!”
加油声在球落地的一刹那收住了。转播镜头下,一位巴西小球迷的大眼睛淌着泪,捂脸在妈妈怀里痛哭。屏幕上还在闪烁着电子版的五星红旗,一秒钟之后,出现了一位身披巴西黄绿色国旗的小男孩,他独自一人跑向坐在那里的巴西队主教练吉马雷斯。
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个稚嫩的孩子紧紧拥抱了5分钟。当时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主教练的儿子。
英国广播公司说,这个小男孩的眼泪似乎提醒了我们,你不需要知道那些细节来领略比赛的魅力。有时候,一场比赛所牵动你的,仅仅是它就像人生中必然会经历过的一样,你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但是胜利仍然够不着。未来某一天,他或许能明白,这也是竞技体育美好的一面。
赛后,郎平在新闻发布会的一角换下已经湿透的衣服。她对记者们形容中国队的逆转:“人快死了嘛,精神状态肯定不一样。”
她往后看了一眼,“退一步,万丈深渊。”
快要离开时,她对记者说:“不要因为胜利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郎平认为第二局的逆转是整场比赛取胜的关键, 6∶11落后时,她的心态没有出现波动,“我当时叫了暂停,跟队员们说,别急,咱们一分一分地追。”中国队追到15∶16。“巴西队的节奏其实已经被我们打乱了。”事后看来,巴西队在丢掉第二局后,自身出现的波动,给了中国队反超的机会。
一位资深体育记者说,中国女排是三代才培养出的“贵族”,经历过浮沉,每逢大事有静气。“三大球里,别的项目为什么不像女排这样为人称道,因为他们没有胜利过,不知道冠军的滋味。”
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小组赛首战荷兰队便失利,在回奥运村的大巴上,郎平没说话。晚上开全队会,让大家总结是怎么输的。队员们列举了挺多原因,比如对方扣下来特别快,自己扣球紧紧巴巴,打死一个球很兴奋,没打好又犯嘀咕……
“对手是渴望胜利,我们是认为自己应该胜利。”郎平总结说,“比赛中我们有一点不如意就对现实不满,而对手满不在乎,非要咬你一口!”
小组赛输了荷兰队之后,中国队与它在半决赛再次碰头。体育馆外,两支队伍的球迷相遇了,荷兰队支持者对身穿中国团队服的助理教练说,“我们第一场就赢了你们,我们赢定了!”
助理教练淡淡地回话:“中国女排从来不会在一次比赛中输同一个对手两次。”
3
备战里约奥运会的周期从2013年开始。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之后,中国女排有9年没有尝过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滋味。那些年,姚明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美国男子职业篮球的热度带到中国;李娜在网球场上尽显霸气。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主场负于美国队,是近些年里国人记忆最深的败仗之一。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成了举办奥运会的东道主。48岁的郎平以美国女排主教练的身份回家乡征战奥运,和中国女排隔网相望。
美国女排淘汰中国女排,是北京奥运会期间最受瞩目的时刻之一。中文互联网上有人愤愤不平,骂郎平是“汉奸”“卖国贼”,有人说她“实现了个人价值,失去了国家价值”。
那次比赛后,郎平跟她的朋友、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通电话时说,比赛结束后,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走出体育馆。她没想到,很多人冲她喊“加油”,没有遇到谁指责她为什么要赢中国队。
后来,美国女排打决赛时,全场观众都为郎平的球队加油。
“作为美国女排主教练带队回到家乡,我换了一个角色体会日益走向强盛的中国,更具包容性,更与世界接轨。”郎平说。
郎平经历过的中国人最想赢的年代。1981年,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中国队七战七捷,登顶世界冠军,实现中国三大球的历史性突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追赶世界潮流,中国人敞开国门难掩自卑,适逢女排扬了国威,全国上下都被女排“点燃”。次日,国内几乎所有报纸头条都在报道女排夺冠。《人民日报》头版《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评论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当时红极一时的杂志《大众电影》,1982年3月的封面照片,就是女排队员周晓兰和电影演员龚雪的合影。一有比赛,工厂、学校、家庭,全都围着一台小电视,敲脸盆鼓劲儿。
郎平曾经总结,当时的中国女排,让国人“最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中国人行”。
老女排队员姜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时不敢出门,一出去就有人要签名。当时照相机不多,人也比较含蓄。追星的大多是日本球迷和香港同胞,有能力也有钱,跟着比赛全球追。
姜英在2018年年初回国,时隔30年与郎平再聚,彼此都改变了不少。15人的微信群成员有了各自生活,也有人永远离开了。移民澳大利亚的姜英,仍习惯性地把中国女排的微信公众号置顶。
她小时候练排球,每个人要写决心书,最后一句话都是,“为中国三大球翻身作贡献”。
分管过体育的国家领导人贺龙有一句话众所周知:三大球上不去,死不瞑目。
那时,老女排的早餐每天必须吃一个鸡蛋、一块黄油和一份牛奶。后来姜英不做运动员好多年,都不想再碰这些食物。
出国比赛,坐飞机时间稍微长一些,主教练袁伟民就让她们去机舱后面练蹲,只争朝夕。有一次比赛输了,姜英要哭出泪来,教练让她不许哭,赶紧憋回去。“要有尊严地走出去。”
郎平记得有一次连续练了7个小时,“不吃饭不喝水,练完之后,两个膝关节都是肿的。”7个小时的概念,是连续扣了1000多个球。
一次,一个男教练站在高台上扣球,前排拦网判断错了,那球啪地打在郎平脸上。“当时我觉得脸不是疼,而是‘爆’了。后来一看,瞳孔都放大了。”
她的右手小拇指,当年拦网被打骨折,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而变了形。医生给郎平做手术时,发现她的膝盖已经老化到70岁的水平。当年幼小的女儿向她跑来,她不敢抱她,怕接不住。
福建东南部小城漳州见证了女排姑娘们的汗水。那里从清末就有了排球运动,因为气候适宜,中国女排把这里选为集训地点。训练基地是一座有6块场地的竹棚馆,双层竹片夹上竹叶为顶盖,多根竹筒合并为柱当梁,地面则以细砂和白灰、红土混合压平夯实。
那时组织群众义务劳动,仅用23天,就盖起了三合土的竹棚馆。一下雨,姑娘们一滚就是一身泥,煤渣划破了她们的手肘、大腿,揉进伤口里。
“每天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醒来以后身上没有太疼的地方。”郎平说。
86岁的中国女排漳州训练基地接待科原科长顾化群指着老物件介绍,南方潮湿,队员换下汗水浸湿的衣服,就搭在竹筐上,罩在火上烤干。没地方洗澡,隔壁的工厂让出时间段给女排姑娘们,这叫发扬风格。
4
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时间是北京时间上午,中国队打塞尔维亚队央视转播的收视率超过70%,是春节联欢晚会的两倍。
决胜的那个金球,是惠若琪打下去的,就在24∶23的赛点。当时,张常宁发了一个好球,对方直接垫过网,惠若琪早有准备,起跳打了一个漂亮的探头球,慢动作下,她的肌肉在来回震荡。
“当时我脑子挺清醒的,不要打太狠,不要碰网,找没人的地方打,要抖手腕儿!这些要领平时训练时郎导说了太多次了,都印在脑子里了!”
看球落地,替补席上的队友跑上来了,惠若琪愣了一下,才确认:我们是冠军了!
她1991年出生于殷实的家庭,父亲是老女排的粉丝,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让她去练排球。父母要求严格,觉得打球是青春饭。后来家里给了她两三年时间,“看看是不是这块料”。
并不是只有苦孩子才练体育,这个殷实的家庭充分尊重她的选择。参加国家队试训时,惠若琪第一次去食堂吃饭,老队员、雅典奥运会冠军成员冯坤对她说,“就吃这么点啊,再拿两个馒头,下午练得很累”。她忽然觉得以前在电视机里看到的人,现实生活中跟自己说这么温暖的话,有些激动。
惠若琪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排拿了第五名。最后一场球,惠若琪打得要虚脱了。“中间有很多机会,自己没把握住。队伍输球后,心里有一点害怕,陷入自我怀疑。责任已经大于喜欢了,打球没有那么开心了。”
自我否定、情绪低迷,打击她的还有伤病。她的左肩关节脱臼,埋了7颗钢钉,拉肩时她快把教练的衣服撕裂了。“肩黏住了,把它再撕开。”当时队医和教练都受不了,两个男人到门外去哭。
在备战世界杯的关头,惠若琪突然查出心脏有问题,要做手术。“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实在是太难受了,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我说我不做了,我这球不打了。”
射频消融术,就是从动脉处插一根导管,一直进入人体的心腔,用导管内的电极放出电热能,烧掉那些“短路”的心肌。但是,这个手术没法保证不复发。因为有些潜在的“短路”暂时不会发作。
手术的过程,惠若琪是清醒的,她躺在那里,感觉自己“心脏要炸开,完全不受控制了”。
她在手术台上昏了过去,靠电击,“啪”地醒了。全身抽搐,她痛哭,挣扎着问医生手术成不成功,“尽管太难受了,但只要你告诉我手术成了,至少是值得的。”
手术后的几天,她早晨起来刷牙,心跳得都特别厉害。休息了3个月,才开始正常运动,比以前练得更凶,来与别人持平。
惠若琪的父亲说,“咱老惠家的苦都让她自己吃了”。
作为队长,她缺席了2015年的世界杯。那次中国队时隔多年夺冠,队友把她的队服带到领奖台上。等她手术完,回归队伍,“我还是队长,但我是那个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拿过世界冠军的人。”
“我一度相信天道酬勤,我相信有足够的努力就会有回报,但那段时间,我不信了。”她苦练了那么久,最后没能参加大赛,每天在家里哭。家人甚至不能安慰她,一提这事就满脸泪。
她恢复训练不久,心脏疾病症状再次出现。进行第二次手术,还是就此退役,她又一次面临选择,“我打了这么久,还要不要坚持,还去不去奥运会,做完手术万一不成功怎么办?”
她当时去找郎平,说自己不想打了,哭得稀里哗啦。郎平听完之后也哭了,说还有5个月,再找医生会会诊,还有希望,再给自己一次追梦的机会。
还没有穿着国家队的衣服站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她最终决定再试一次。“我当时确实做好了上手术台下不来的准备,所以把手术推到了生日之后。”
她庆祝了两次25岁生日,吃了两次蛋糕。
在里约,制胜球落地后,惠若琪放声大哭,汗水使她的头发弯曲着贴在脸上。她先是捂着脸抽泣,埋头在队友的肩上,后来干脆仰起头,毫不掩饰地嚎哭。摄像机收进了哭声,世界各地的人都听见了。
那晚回到宿舍,大家给家人打电话。惠若琪的妈妈带着哭腔,说她爸爸躲在屋里,根本不敢看比赛,太揪心,怕她倒在球场上。
夺冠后,女排姑娘们在场地里疯喊,一路跑回休息室,路上见谁都喊,进到休息室里又挨个儿抱,有谁进来就一起喊:“当当当当,我们是奥运冠军!”
朱婷已经记不得跟谁拥抱过,也不记得自己都说过什么,印象很深的就是换好领奖服,站在过道里等出场领奖的时候,魏秋月对她和龚翔宇说:下届看你们的了!
“我们手拉手走向领奖台的时候,真有那种全世界就只有我们12个人的感觉。”杨方旭说。
“没有在异国他乡响起中国国歌更让人骄傲的事情了。”张常宁说,“决赛时中国球迷很多,全场大合唱。”龚翔宇因为太兴奋,调起高了,唱破了音。
坐车回奥运村的路上,很多队员在研究金牌,有人不小心掉地上了,赶紧拿起来,问能换一个吗,是不是有点掉漆。
回国后,刘晓彤第一次遇到这样盛大的接机场面,保安手拉手从人群中为她们清出一条通道,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扔来一束花,正巧抛到她的怀里。
5
备战里约奥运会是郎平再次接触中国女排队员。她面前是一群90后了。朱婷生于1994年,生性腼腆,身为家里的第一高度,每次回河南老家,那些晒在房顶的老玉米就归她往下拿了。
她2013年第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参加成年组国际比赛,广播里介绍2号朱婷时,观众席上掌声寥寥。第一个球扣死得分,她习惯性地按国家青年队的庆祝方式去跑圈,又被老队员拉了回来,国家队的庆祝方式是拥抱。
1997年出生的龚翔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想去现场看北京奥运会,妈妈说学业紧张,“下届奥运会你还小,下下届奥运没准自己去参加了,不用买门票!”
教练郎平接手国家队时十分犹豫,排管中心再三邀请,她都拒绝了。后来,她让助手订好了第二天从北京离开的机票,但追加了一句:“票要买成可退的。”
老女排“三连冠”,郎平拿了7000元奖金自费留学美国。那时中国人的使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中国打基础的时代,年轻人迫切渴望进步,了解世界。
在一个没有什么人认识郎平的环境里,她安安静静当了几年穷学生。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中国女排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只拿到第七名。郎平在3年后决定回国执教,率中国女排拿到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
但将近20年过去后,她的姐姐郎洪说,“这位郎导岁数是大了,以前作个决定一咬牙一跺脚的事,现在跟拉抽屉似的,一会儿拉开了,一会儿又关上,我看这事不到最后一刻,郎导这抽屉推推拉拉没个完!”
果然,前一晚关上的抽屉,又在次日拉开了。郎平接下了任务,2013年5月,新组建的国家队进行第一次集训。所有队员都在期待那位明星教练以何种形式出场。
郎平早早来了,叫着运动员的小名,送上调查问卷:说说你的性格特点,谈谈你的技术特点,你认为国家队在里约奥运会周期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什么,你能为球队作哪些贡献,你希望教练在哪些方面给你更多帮助……
她全面启用新人,从各省队征调队员组建“大国家队”,耐心调教。她抠细节、强度大,能力强的先练完就能下课。有队员说,“她告诉你怎么练以及这样练的原因。突然发现,我怎么还有这么多要学的?”
惠若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每周有两天连练10个小时。晚上8点训练完之后,8点半吃完饭,8点40分进馆,练到晚上10点。治疗、洗澡、睡觉,差不多已是夜里12点了。第二天早上7点一刻起床再练。
有一次准备大奖赛,球员状态欠佳,郎平罚防守。大家以为罚单边防守,10个就结束。没想到直到累得已经爬不起来,郎平才开始计10个好球。很多队员回忆,那是练排球以来最累的一次,“防守的人都是被扶下来的,没有人能站得住”。
国外执教一圈后,郎平带回先进的机器和科学的训练方法。她注重饮食,叮嘱运动员要多吃蔬菜,时常在饭点转到她们身边,看餐盘里有没有绿色。她第一次训练完瘦弱的朱婷,就送了她一盒蛋白粉。
她不过分限制运动员的自由。1995年第一次回国带队,每隔一两周,郎平鼓励队员去看看电影,或者带她们去打保龄球。一旦走出国门,就招呼着队员参观名胜古迹,给她们时间购物。在她看来,优秀的运动员应该了解世界,有综合的素质,生活里不该只是打球。
“我不反对她们跟男朋友联系交流,正常的交流沟通是好事,但是要有度,适可而止,手机、iPad我都不收,你一晚上不睡可以,第二天没精神不行。”郎平说,“我相信到国家队的队员这点控制力是有的,她要是真没有这个,你能指着她成大器、拿冠军吗?”
里约打荷兰队最后一个球结束,小姑娘龚翔宇看了一眼比分,进决赛了!她抱着郎平哭成了泪人。
“小组赛发挥不那么理想,心里憋着一口气。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比赛上,对于每个球都充满渴望。”胜利之球拍在地上的一刹那,她释放了所有的压力,“因为这场球,我往台阶上又迈了一步。”
面对同一个对手,两次结果全然不同,龚翔宇觉得促成转变的是对胜利的渴望,“看你有没有定力和坚持,坚持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永不言败。”她眼里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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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在里约夺冠后,英国广播公司曾评价:小组赛负三场,以小组第四出线的中国女排在淘汰赛中将三个强大的对手巴西、荷兰和塞尔维亚一一击败,而且,每一场都展现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多年前,有外媒提到中国女排输球后的眼泪时说,“那种哭泣是让人害怕的。”
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周苏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人可能永远无法体会到,站在台上、背上写着CHINA、眼里含着泪水的感受。
退役后,魏秋月与助理教练袁灵犀举行了婚礼,郎平看着穿着婚纱的魏秋月开玩笑说:“好久没训练了。”
台下一众穿着时尚的女排姑娘。她们像所有年轻女孩那样,爱美,喜欢社交软件,谈轰轰烈烈的恋爱。敷面膜,追星,喜欢漂亮衣服,但并不好买。即便喜欢,也因为职业原因,很难去做长长的美甲。
惠若琪因为身体原因在2018年退役。球迷为她准备了999朵玫瑰和11层的蛋糕。有人说,即使我有第二个青春,也不会再有第二个惠若琪了。
她读体育社会人文学专业,“以前书本上说体育是最高的娱乐,人类越发展,体育才被发掘出更多可能性,丰富人的生活。”她说,体育是完整的,不仅有夺冠和开心,也有失败和泪水,受伤的惨痛。
惠若琪认为,不是夺冠才有女排精神,而是不管处在高峰还是低谷都不会放弃。中国女排是“长期主义者”。
“对输赢的态度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郎平在一个论坛上说,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同样将去争取胜利。“我们打的是人类精神,只要做了努力的尝试,输赢算不了什么。”
她重申了那个从未改变的目标:升国旗、奏国歌。
(慈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马寅《荆棘与荣耀——新时代女排奋斗记》
何慧娴、李仁臣《巅峰对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