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应一位作家朋友之邀,我作为嘉宾参加了他的线上新书发布会,结束之后,他说数据,整场活动,共计有3.3万人次观看,累计销售几百本新书,这个数据没有让我“震惊”,但沉思良久——这算不算一种“知识付费”?
2019年,在图书出版策划人的鼓励下,我走了十来个城市,到实体书店宣传自己的新书。读者多的时候,书店会来一百来个人,少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人,平均下来,每家书店我会签售三五十本,这个“成绩”,是远远不够书店支付旅费、住宿费成本的。若非书店与作者都有一份情怀,一个“非著名作家的书店之旅”似乎已经意义不大了。
图书的线上营销,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9月下旬,白岩松就在快手直播间为自己新版的《白说》进行直播“带货”。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销售“业绩”,全场一共签名售出4000余册,这已经接近一本书的首印数字,非常了不起。在疫情期间,白岩松关注实体书店的生存,也曾专门在线上直播间免费帮几家民营书店“带货”。虽然有“大材小用”嫌疑,但对于当时处在困境中的实体书店而言,算是雪中送炭。
网上直播带货已经缔造了李佳琦等超级明星,比起传统的文化界、出版界,娱乐圈对网上带货的反应速度可谓迅即得多。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明星,几乎都出现在网上直播带货的名单中了。文化人对于网上带货,多少都存有一些偏见,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许知远知道自己的单向街日历在直播间几分钟时间卖出6500本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感叹词,其实代表了所有文化人对于网络销售能力的认知。在那一刻,所有身在文化行当中的人都知道:时代真的变了。
疫情对旅游业、电影院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人们大多忽略了图书出版所遭受的损失。长达几个月被困在家中的状态,并没有增加人们读书的兴趣。面对焦虑与压力,大家都愿意通过过度获取信息或更易于转移注意力的视频、游戏来打发时间。疫情期间看不进书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于图书销售渠道来说,这不是个好事情。如何把书卖掉,成为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难题。
购物是缓解焦虑与压力的一个好办法,中文图书的定价并不算高,再加上平台打折以及折上折,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书价,低到不可想象。我曾在某购书网站的“88元10本促销”活动中,购买了大量诺奖得主以及诸多人文社科著作,那些印制精良、装帧精美、并且值得深读与收藏的好书,只有区区几元,还会送货上门,收到这样的书,在有一种“赚大了”的心理的同时,还会有一点负罪感——好书如此廉价,怎不令人感慨?
即便如此,线上售书也没给出版社与书店带来多少振奋与希望感,因为总体看来,人们购买实体书的愿望还是呈现出下降趋势,除了阅读心理比较保守的一代读者,更年轻的人已经放弃了购买与阅读纸书。所以,白岩松也好,以及那些半推半就进直播间推销自己新书的作家们也好,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一点能量,让更多的读者发现纸质阅读的益处,把更多人留在纸质阅读、深度阅读的区域。网络与数字化的力量虽然无可阻挡,但能把思想留在“纸的时代”,多少都还令人心生安慰。
博客时代,很多作家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微博时代,亦有不少作家在社交平台上写140字的零碎感言,整体上,写作群体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了与时俱进,但到了短视频时代,作家们仿佛累了、放弃了,因为作家直播并未形成现象,也没有成为潮流的迹象,毕竟对于写作者而言,面对镜头的表达,远不像独自一人面对纸张或屏幕的书写那样自然与自由。
我身边有些作家朋友,在短暂地开通短视频号之后,选择了放弃。我认为,短视频时代并没有像博客、微博时代那样,给作家群体提供更好的表达契机,在推动写作者面向不断变化的受众群方面,还缺乏足够有力、有效的方式方法。我相信,思想的魅力在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席,只需要给写作群体一个足够宽松的适应时间和足够开放的平台,他们就会如同在纸上驰骋那样,也会在网上赢得掌声。
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