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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南京一个年轻人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特长，为70岁的老父亲绘制了一本私人定制的“数字生活指南”，帮老人融入现代数字生活。这条温暖的新闻感动了很多人，不少人在求同款指南。在课堂上跟同学们讨论这个话题时，有同学谈到了不同角度，认为所谓数字化“便利”可能是一厢情愿，与其要求老人加快脚步，不如主动等一等他们。这个角度触动了我，这种将心比心的角度太难得了。
这个角度突破“帮老人融入数字化”这个看似理所当然、代表着进步主义光芒的结论，看到了“融入数字化”的现代性宣言中包含的年轻人“话语权力”：让老人去适应年轻人，而不是尊重老人。批判性思维的启动，首先要善于去对话语进行分析，看似随意的话语中，往往包含着一种思维框架，包含着权力和利益。某种话语往往是以某个群体为中心、发明用来表达其利益的。只不过因为用得越来越多，或者因为这个群体是主导性群体，将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概念变成了一种去利益化的、中性化的普适概念，批判性思维就是“批判性地看”，悬置其中性和理性当然性，看到话语后的权力。
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通常是被设计用来确保他们特殊的和优越的地位的。很难想象，一个娴熟的批判性思维者不擅长进行概念分析。批判性思维让我们要善于跳出那种“自我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话语。
实际上，“不会，但我可以学”就是一种以年轻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孩子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一张白纸到填满知识，生机勃勃，天天向上，他们有学习欲望，更有学习能力，能适应新事物。而老人已经固化，他们已到暮年，学习能力大大弱化，固化的思维和习惯，退化的器官功能，晶化的知识体系，让他们缺乏学习欲望、氛围，尤其是对新技术新平台的学习。年轻人用健康码，那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步骤，因为整体生活是数字化的。而很多老人日常生活并没有网络化，只不过进一下商场，用一个健康码，就得学习整个网络世界，网络知识，网络理念。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公司化社会流行着这样的规训：不会，但我可以学。对年轻人，这是鸡汤，学了才能进步。而对老人，则意味着艰难面对一个他们陌生的世界。
站在年轻人角度，会觉得“不就是一个App”吗，有多难呢，手机弄一下不就行了？因为你已经适应了数字生活，想象起来很容易，但对老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处处是障碍，技术，理念，方法，平台，看不懂的界面和字母，记不住的步骤，眼花缭乱的信息，他们本不需要进入这个世界。但年轻人主导的世界，强迫着老人们适应“年轻人的世界”，还美其名曰“让老人与时俱进适应数字社会”。为什么我们在一些方面不去“适应”老人，在数字化的同时保留着一种慢的、传统的方式，等一等步伐缓慢的那群人。是让老人“适应”年轻人，还是年轻人去“适应”老人，就是一种文明。数字文明，应该包含一种“包容慢”的文明，而不是让一切按下快进键，用快的文明碾压、抛下那些走得慢的人。
公共政策尊重他们，就是考虑他们的习惯，让他们可以免于被迫不断“学习”、不断适应那些年轻人所热衷的“创造”对他们形成的生活障碍。也许，那些所谓数字化，在创新源头上就应该考虑这个群体。
数字社会高歌猛进，是进步的象征，但我们有必要反思，当我们谈论这个词时，都是站在“受益者”角度看待数字社会的，以受益者的热情拥抱数字技术对生活的浸润。一句话说得好，当我们是少数人时，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人时，考验着我们的宽容。站在数字受益者的角度，我们能不能想到那些可能的数字受害者，数字鸿沟另一边的人，数字的外部性，数字在隐私侵犯上带来的巨大风险，这是数字文明不可回避的另一面。
经历了初期的数字化迷恋后，舆论和公众实际上已经开始告别那种数字进步主义的迷思，反思数字化背后的问题，清华劳东燕教授“挣扎”了一下，挑战在各种角落全面铺开的人脸识别，“智慧社区”概念受到来自法学共同体角度的批评，媒体的调查报道反思快递带来的外部性问题，重阳节讨论数字化对老人的抛弃问题。成熟的数字文明，需要跳出那种进步主义的、完全站在受益者角度的技术迷思，关怀数字的盲区和被抛弃者。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