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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人民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重返武汉，那里有他的病人在等着他。
张伯礼每两个月都会到武汉的几家医院看看康复病人，“要看着他们彻底康复，恢复正常生活才放心。”这一次，他来到武汉市中医院时，人们已经拉起红色的欢迎横幅等在那里，“大家都说，‘欢迎张伯礼回家’，我觉得很亲切，真的像回家了。”张伯礼笑着说。
他为武汉这个家战斗过、拼过命。庚子新春，一场与新冠病毒的搏杀悄然打响。农历大年初三，72岁的张伯礼奉命与中央指导组专家集结北京，赶赴武汉，成为驰援湖北“津字招牌”战队的一员。
当时，没人知道前线什么情况、工作方案是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一切都是未知。张伯礼有抗击非典的经验，他坚信这次去武汉，中医药也一定能发挥作用。他更清楚，“倘若疫情不严重，国家不会点我的名，参加抗疫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到了武汉，才真正知道形势有多严峻。张伯礼穿着防护服到医院一看，病人如潮水般涌进来，不同类型的病人混杂在一起，而医疗资源有限，一床难求，这让很多病人出现非常严重的恐慌心理。
当晚，他就向中央指导组提出，将确诊、疑似、发热、留观“四类人”进行集中隔离，实施“中药漫灌”。
隔离点不够，就征用酒店、学生宿舍，千方百计实现分类管理。中药产能不够，热心企业垫付资金、连夜开工，第二天，近万服中药送达隔离区。病人喝上了药，有了医护人员的安抚，恐慌焦虑的状况也很快有了好转。
张伯礼每天都被感动着。他见过形形色色默默付出的志愿者，在接送医护人员的车队中，有企业家，也有大学生；他见到许许多多医务人员都在超负荷工作，“饿了吃口方便面，困了打个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抢救病人中去。”
“可我的身体却不合时宜地出现了问题，胆囊炎发作，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回想起来，张伯礼坦言，当时是真的着急，“仗刚开始打，怎么能倒下呢？”很多人劝他回天津接受更好的治疗，可他一口回绝，“战场上，将士怎么能退？想都不会这么想！”
不顾众人劝阻，这位七旬老人在手术结束当天，就起身用手机开始指挥战斗，他说，“只因为这一仗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胜利！”
他决心在武汉打一场中医与西医的联合会战。2月初，为落实“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武汉着手建设方舱医院。他与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写下请战书，提出筹建一家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采用清肺排毒汤和宣肺败毒方为主的通治方，辅以针灸、贴敷、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药综合治疗。
后来，当被问及方舱里到底有没有西医？张伯礼说：“有，呼吸机等抢救设备，我们都是齐备的。在抢救病人的一线，中西医之间没有隔阂，各自发挥长处，谁有办法谁上。”
就这样，江夏方舱医院在26天的运转中，共收治了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实现轻症病人零转重、痊愈病人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也成为新冠肺炎治疗“中国方案”的亮点。
这也是一场前线与后方的联动作战。从登上飞往武汉飞机的那一刻，后方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科研团队全部结束假期，在天津大学和滨海超算中心的支持下，火速研发了TCM-COVID症候调查手机软件。依靠这套软件，团队在全国率先完成新冠肺炎大样本中医证候学调查研究，3天就确定了新冠肺炎的证候特征——湿毒疫，从而进一步确定了理法方药。
由张伯礼主持的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坐镇后方，与前线紧密联动，依托目前世界最大的中药组分库，加速了新药研发进程，提取有效组分研发了“宣肺败毒方”，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了重要科技力量。
更重要的，是让医护与患者联手作战。在江夏方舱医院，张伯礼曾对医疗队说，治疗固然重要，但人文关怀不可或缺。2月的武汉天气湿冷，体育馆一夜之间住进那么多患者，病人的心情非常焦虑。医务人员坚持每小时走访一遍，主动与病人聊天询问，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江夏方舱医院的每个床位都拉着一个小帘子，为患者营造一点私密空间，医院还设有图书角、历史角。患者跟着医护人员练太极拳、打八段锦。很多患者说：“这里就像社区，甚至像家一样。”“患者的心态积极起来了，信心也上来了，对治愈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9月初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荣誉称号。他多次表示，这个荣誉是给全体医务人员的，在他心中，“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张伯礼心中，自己就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一名教书育人的校长。他每周坚持出诊，跟很多老患者成了朋友。有时因为从会场赶到医院不得已迟到了，他会向患者鞠躬道歉。
站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的讲台上，他是学生们敬爱的校长。在给今年新生的第一堂课上，他谈的是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贡献以及如何传承、创新和发展。他寄语年轻学子，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培养科学精神，坚守道德底线，为健康中国贡献青春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