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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科技部派工作组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谈话。医院机关考虑这是件大事，就取消了他原定第二天的手术。吴孟超知道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
次日下午谈话时，吴孟超解释：“手术的病人是一位河南农民，60多岁了，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考核组的同志听了非常感动。
直到去年1月宣布退休前，时年96岁高龄的吴孟超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手术刀。从医77年，他主刀完成了1.6万多台肝胆手术，成功救治了1.6万余名患者。2005年，吴孟超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10年还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但当一部以他为原型拍摄的传记电影计划在全国上映时，制片方请他题写片名，这位声名远播的“中国肝脏外科之父”没有选择准备好的大词，而是挥笔写下了“我是医生”这个朴素的名字。
“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在院士退休座谈会上，精神矍铄的吴孟超说，“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
一
2018年，在央视《朗读者》节目录制现场，吴孟超见到了曾经的病人王甜甜。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王甜甜一见到吴孟超，眼里就泛起激动的泪花。“吴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说。
14年前，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王甜甜发现腹部一天天长大，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位于中肝叶，严重压迫第一、二、三肝门，去多家医院看后医生都束手无策。
有好心人建议他们去找吴孟超。强烈的生存欲望让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上海，吴孟超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最后决定“不做肝移植，就用手术切除肿瘤”。
9月24日，吴孟超主刀为王甜甜进行了10个小时的手术，成功切除了足有排球大小的瘤子，把她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康复以后，王甜甜到一所学校当上外语教师。5年后，她和男朋友选择在9月24日“获得再生”这一天，携手走上婚礼的红地毯。
这已不是吴孟超第一次勇闯禁区。1983年春天，一对来自浙江的渔民夫妇，抱着4个月大的女婴找到吴孟超，苦苦哀求“救救我们的孩子”。吴孟超为女婴检查后诊断为肝母细胞瘤。
这是一种肝脏恶性肿瘤，多发于3岁以下儿童。由于婴儿体质差，血管细小且脆弱，长了这种肿瘤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吴孟超和同事经过多次会诊，制订了细致的手术方案，他亲自主刀，为女婴切除了重达600克的肿瘤。
孩子很快康复，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体重增加了1公斤。23年后，这个名叫朱丽娜的女婴成为一名护士，她说，“是吴老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像他那样关心护理好别人的生命”。
2007年的冬天，江西病人赵国庆找到吴孟超求治。在此之前，这位被肝硬化和肝癌折磨的患者因病情复杂，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吴孟超亲切地拉着他，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还用自己的额头贴着赵国庆的额头试体温。这个被其他医院放弃治疗的中年汉子激动得潸然泪下。
吴孟超两次组织会诊，并亲自主刀，历时6个小时，成功为他实施了手术。当时有好心人劝他，这么复杂的手术不要亲自上了，万一失败会晚节不保。吴孟超却说：“我不怕手术失败，更不怕晚节不保。想方设法为病人解决问题才是我的‘晚节’。”
“为医之道，德为先。”吴孟超常说，“从医这么多年，我时时记着老师裘法祖教授讲过的一句话，‘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
很多患者为了感谢吴孟超的救命之恩，要请他吃饭，给他送来土特产、红包、金戒指，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曾有一位病人冯爱辉被诊断出巨块型肝癌，她和丈夫王兵跑遍了老家的医院，都说“手术难度极大，病人有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后来经人介绍，他们来到上海。吴孟超亲自主刀，用了3个多小时成功为她切除了近3公斤重的肝细胞腺瘤。
出院时，王兵抑制不住内心激动说：“吴老，我已经打听过，送给您锦旗的太多了，都没地方挂；您对钱财名利又十分淡薄。我也不知道如何感谢您，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就送点黄金给您。”他说着流泪给吴孟超跪下了。此后，王兵一家每年都把吴孟超为冯爱辉开刀这一天定为庆贺的日子。
二
“今天，我又挨‘熊’了。”在肝胆外科，经常会听到吴孟超的学生乐呵呵地诉说自己的“糗事”。吴孟超从不“熊”病人，一般不“熊”护士，但对自己的学生却非常严厉。然而时间长了，大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越是喜欢的学生，吴孟超要求越是严格。
严以群是吴孟超带出来的博士生，从1984年跟随吴孟超至今，他挨的“熊”可不少。早年他担任吴孟超的协理医生，他的一位研究生同学在医院实习，找到他希望帮病人开一种药，当时这名同学没有处方权，有处方权的严以群就帮了同学的忙。
这件事被医院的督察组知道了，要在全院通报。吴孟超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严以群，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检讨，自己却跑到院领导那里求情，“小伙子还年轻，这么早给他一个处分，会打消他的积极性”。
严以群将3000字的检讨书交来，吴孟超看后又还给他说：“写检讨只是形式，目的是让你反思错误、改正缺点。留在我这里是废纸一张，放在你那里却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类似错误。”严以群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将检讨书用夹子夹好，挂在墙上醒目的位置，不时警醒自己。
杨甲梅也是吴孟超的学生。看到他虚心诚实，认真好学，吴孟超就把肝移植的担子压到了杨甲梅的肩上。1993年，吴孟超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国外大学考察学习。
杨甲梅到外国后，很快就以他练就的“吴氏刀法”，令国外同行钦佩不已。学习期限快到了，外方希望杨甲梅留下来，并许以优厚待遇。杨甲梅想到老师的殷切嘱托，便义无反顾地谢绝了对方的挽留，表明了回国服务的决心。
学生沈锋也是由吴孟超介绍，1992年赴国外专门从事肝癌免疫方面的学习研究。“你回国时，我到机场迎接。”临行前，吴孟超对沈锋说。
沈锋学成按期回国，吴孟超非常高兴。沈锋乘坐的航班早上6点半到上海，吴孟超5点10分就早早起床登车直奔机场。沈锋下了飞机看到老师真的来接他了，急忙走过去紧紧握住老师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沈锋1994年回国后，很快取得了多项高等级科研成果。1996年，年仅34岁的他被评为原总后勤部“科技新星”。
三
医学研究表明，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世界上每年新发肝癌患者约62万人，中国人占到55%。吴孟超曾说，“我的梦想就是将‘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吴孟超将国家和部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用于扶持肝胆外科领域的青年才俊。
上世纪50年代初，吴孟超开始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一位国外知名专家看到他们是在两间破房子的简陋条件下进行研究时下断言，“中国肝脏外科要赶上我们的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
吴孟超憋着一股劲儿，带领“三人小组”首次提出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台人体中肝叶切除术。仅用7年时间，就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提升至世界水平。
但吴孟超深知，“只会做手术的医生只能算开刀匠”，一台手术只能救治一个病人，要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问题，必须在基础研究上不断突破。
“肝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两者结合才能彻底解决这一世界难题。”他说。
1993年5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成立。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吴孟超目标是，把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建成世界上一流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把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建成世界一流的肝癌研究中心。
医院设立了病理、生化、免疫等研究室，并相继成立肿瘤免疫、肝脏移植及内镜培训3个中心。1996年，医院又建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等4个后来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实验室。
2000年以来，吴孟超又带领团队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肝癌样本库，肝癌介入疗法、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等方法也相继应用于临床。吴孟超和他的团队经过长期努力，使肝脏外科手术死亡率降低为0.30%，肝癌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3.6%，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79.8%。
2015年，一位肝癌晚期病人找到吴孟超时，肿瘤已经发生多处转移，不能进行手术。专家会诊后认为，病人存活可能不会超过半年。综合评估病人的病情后，吴孟超建议进行免疫靶向治疗。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病人不但肿瘤得到有效控制，各项身体指标也逐渐好转。5年过去了，这位病人还健康地活着。
研究和攻克肝癌，仅靠一家医院是不够的，必须向它发起“集团式进攻”。2006年春天，吴孟超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如今，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经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亚洲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2019年1月，97岁的吴孟超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的号召，带头光荣退休了，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下临床进病房，一有空就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资料，“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刘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