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高源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名人”，识别度也高，大高个，蓝制服，总是背着最新款的相机在广场上转悠，时不常拦住游客问一句：“拍照吗您，留个纪念？”
17岁起就在这儿干，40年里已经为各地来的游客拍了60多万张照片，高源现在成了天安门广场上资历最老的摄影师，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了。
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胶片冲洗到即拍即取，再到如今的数码高清，高源站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用镜头日复一日地记录着这里的变化。岁月流转，照片里的故事沉淀出的，都是或远或近的时代记忆。
1979年，随父亲从沈阳来到北京的高源进了北京西城服务公司，成为一名天安门摄影师。那个年代，小小年纪就被安排在首都“心脏”工作，心里整天扑腾的就俩字：骄傲。
五六岁的时候，高源“以为太阳是从天安门升起来的”，第一次去天安门，到了就不肯走。“中国大部分家庭都有一张与天安门的合影。中国人嘛，好像一生当中都要和天安门拍一张照片……”和当年太多人一样，这种“天安门情结”，同样贯穿了高源的生活。
高源从小在部队家属院里接触到摄影，尽管对拍照洗照片这套活儿早就烂熟于心，可在广场上第一次摸到相机还是半年后的事儿。在天安门广场照相，先得跟着师傅发号卖票从业务员干起。1980年的春天，高源终于正式“上岗”，成为一名天安门摄影师。
当时用的是国产海鸥牌机械相机，拍照时必须两手端着相机，使劲往下伸，把相机背带绷直，才能保证画面不晃。师傅的要求是，眼睛看，耳朵听，看顾客拍照时闭没闭眼，还要听相机的快门声对不对。“一出问题一卷胶卷都完了，那时候大家出趟门不容易，来了北京，当然要在天安门留个念想，有的一辈子也就来这一趟。”那时候，能拥有一张天安门广场的“官方留影”，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末，天安门照相点就在金水桥和华表之间，当时天安门广场地面还铺着水泥砖，遮阳伞可以插在砖缝露出的泥土里。1982年广场马路整顿，照相点搬到了广场西侧。当时国旗周围没有安装护栏，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了。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了一对脚印，排到了的游客就站在上面，方便师傅们对焦。“一抬头一张，流水线操作。”高源说，那时候拍纪念照规矩很简单，就是别拍虚了，人像不能高于毛主席画像。
上世纪80年代初，不少城里人一天也只能挣一元钱，拍一张黑白照七角五分钱，当时大家手头都不宽裕，拍照最多一张。不少人掏遍全身衣兜就是凑不够这七角五分，他都给垫上了，为的是不让他们遗憾终生。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有些刚富裕起来的人到天安门照相一拍就是4张。还有包工头领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打工仔来，“请客”跟天安门合影。高源记得，拍立得相机刚出来的时候4元一张，等着拍照的队伍能排出50米远。广场上人也多，怎么照都是“大合影”，游客和摄影师只好都踩在凳子上，站高点背景才能相对“干净”。数码相机刚普及时，有一年国庆节，高源一人一天拍了700多张照片，当天下班骑车回家，路上居然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拍照姿势，就这么骑了一路。
改革开放的头两年，来天安门照相的人基本都是一身“蓝白灰”，再加个“国防绿”。高源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顶黑呢帽，当时不管小伙子老大爷，大街上一律都是这造型。几年后，外国电影进来了，大家的服饰也跟上了潮流：广场上一夜间竖起一片风衣领子，天黑了也舍不得摘下蛤蟆镜。
那时候高源烫了头，穿着日本电影《追捕》里主人公杜丘的同款长风衣，再加上喇叭裤，挎上双镜头相机，俨然是天安门广场上“最靓的仔”。
“现在花花绿绿的衣服很多了，年纪越大越敢穿。”高源说，这些年广场上的服装越来越个性和多元了，破洞牛仔裤、汉服，都已经很常见了。
多少年里，到天安门照相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大多数游客走上广场时就会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凝视着天安门。
有一位70多岁的河南老兵，生日当天第一次来到天安门。他从县城赶来，买的是站票，合影前，郑重地换上了一套整齐的军装。
“遇到老兵一定要拍，再不拍就没机会了。”出现在高源镜头里的老兵，有的曾跟随傅作义参加过下花园战役，有的是四野老兵，当年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也浑浊不清了，可是面对镜头他们仍然会举起右手，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
更多的人喜欢在纪念日到天安门留个纪念。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在金婚纪念日穿着情侣鞋、捧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来拍照，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
“几年前，有个拾荒老人路过天安门，想拍张照片，我就免费给他拍了一张。以后他时不时就来，来了就找我拍，每次拍照的时候，都在口袋上别一张白纸，写上当天的日期，显然是寄给家里人报平安。”后来高源告诉他，不用写，照片上有日期，老人才作罢。这个“回头客”高源拍了好几年，从来没收过钱。
还有一对天津夫妻，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成为高源的顾客，每次来北京都要找到他，在同一个位置拍张天安门合影，20年里总共拍了十几张。
在高源收藏的照片中，也有跨越时空的伤痛。一张照片中，一位中年男子手里高举着一张人像，他说父亲去世前一直想来天安门看看，却始终没能成行。这些年高源见过不少拿着亲人照片来天安门合影的人，他感觉按快门的手指都沉重起来，因为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腰上别着BP机的青年，披蓑衣戴斗笠的大叔，穿着父亲旧军装的中年人，50岁生日这天和天安门合影的外国友人，小时候曾在天安门前合影的老同学，几十年后戴着红领巾又来拍了一张……这40年，高源的照片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史：早些年，游客拍照时总喜欢露出钢笔、手表、BP机、大哥大这些彰显身份的时尚物件儿，后来吸引他的开始变成个性十足的Pose，还有大家脸上的自信，“跳街舞的，打倒立的，单膝下跪求婚的啥都有，最大的不同是精神面貌，以前四五十岁都老态龙钟的，现在岁数大的人也朝气蓬勃，中国大爷背单反，中国大妈舞丝巾，都是天安门前亮丽的风景线”。
从最开始的国营照相馆到现在的股份制公司，同一期的“战友”有的辞职有的转行，兜兜转转，只剩高师傅至今还笑呵呵地站在广场上。
在游客眼里，天安门广场是来北京必到的旅游打卡地，对于高源而言，这里却是他的“办公室”，“养成习惯了，几天不来就不自在。这是对这个城市和这份职业的感情，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记录者，有责任记录天安门和这里反映出的时代变化。”
除了普通人的家国故事，40年里，高源在天安门前还见证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时刻。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国庆35周年当晚，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一直跳到11时。在天安门广场，他见证了从几名战士升国旗到后来的国旗班，目睹了香港回归以及申奥成功时人们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喜悦。
2018年1月1日，天安门广场迎来首次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执行的升旗仪式。那天早上，高源天没亮就来到广场上，和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五星红旗升起，这是他见证过的天安门广场的又一次变化，“因为工作，我觉得自己是看升旗仪式最多的人之一，差不多隔一天就参加一次”。
上世纪80年代，一卷135胶卷是36张，熟练的摄影师靠装卷的手上功夫可以多抢出两三张，大家工作之余专拍感觉“好玩”的东西，洗出来后热热闹闹贴满办公室的墙，到年底打扫卫生，一墙的照片都被清理了，第二年再重新帖。
“当时觉得不稀奇，过后才觉得珍贵。”从2000年起，高源开始有意识地用镜头记录天安门广场上的点滴变化：城楼上挂起了新画像，横穿长安街的“大一路”公交车换了新车型，每年国庆节广场上摆的中心花篮，来到广场的50多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带有时代印记的各种文化衫，“看天安门的老照片，自己心里总是特别激动，我想让以后的人看我拍的天安门照片，也能有同样的趣味和感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广场上有了彩色照相机，照片价格也涨到了每张1.9元，等待时间从一星期增加到了一个月。因为在北京洗印彩色照片成本较高，照片拍好后，把几百卷胶卷搁到旅行袋里，给长春到北京来的列车员，列车员带过去，洗完照片再拿回来。直到几年后，改为北京本地洗印，取照变成两小时。2005年，数码相机广泛使用，半小时就能洗出来。再后来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台，从拍照到成片，一分钟就搞定。
早期由于取照慢，都是请顾客留下地址，等照片洗出来后再寄过去。由于游客地址书写错误等原因，慢慢攒下一大批被退回的照片。以前公司要求没人取的照片定期粉碎，后来允许摄影师处理这些照片，高源就把无人认领的照片保存下来，想给那些游客留个念想，“万一有人找回来，也是个交代”。
为了找照片主人网络查询、实地走访、甚至惊动了当地派出所，“很多人搬家了，敲开门一看，已经不是照片上的人了。也有人拿到失而复得的照片时，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现在，这批照片大部分捐给了博物馆。
除了翻阅一摞摞相册里的老照片，高源还时不时地摆弄下收藏在架子上的那些“老伙计”：80年代的双反、90年代的拍立得、21世纪的单反数码相机……而现在，高源工作之余用得最多的拍照设备，变成了手机。
当年老式相机拍照，难免会有游客在按快门那一瞬间闭眼。“那会儿也有后期修图，把铅笔削得很细，在底片上画出眼珠，再就是照片洗出来后用手术刀刮白，然后用墨水点出黑眼球。”
“刚工作那会儿，一张照片交到顾客手里要经过六七道工序，现在一个人就搞定了。”40年过去了，广场上如今到处都是举着自拍杆用手机拍照的游客，广场上的8寸照片也变成20元一张，可是高源的工作量反倒增加了，一个人拍上几十张很常见，有时候一家人过来就能拍上百张。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广场上的热闹。今年大年三十，高源照常来到广场，见到的却是从未经历过的清冷。没有游客拍照，摄影团队10个人自己来了张合影，身后是空荡荡的广场，照片上的每个人竖起大拇指给自己鼓劲。
坚守到大年初四，高源也不得不离开广场，这一撤就是快一年。隔三差五，他还是会戴上口罩，到广场上转转，拍点东西，哪怕从西北五环外的家骑电动车到天安门要骑一个多小时。
虽然一直念叨着要退休，但高源心里还有一个小心愿：为曾经来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们免费再拍一次，就站在当年同样的位置上，“透过镜头，可以感受到时间的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