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说到医生，大家都熟悉，可您见过穿着滑雪板工作的医生吗？我就是。”每次在北京冬奥组委举办的宣讲会上，付妍都会如此开场，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医生，作为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的一员，“也是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
北京延庆海陀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这里也将是付妍和队友在赛道上的“手术室”。海坨山主赛道全长2950米，垂直落差894米，地势复杂、风向多变，难度名列世界前茅，将在这儿进行的高山滑雪比赛又是速度最快、救援难度最大的冬奥项目，因此，滑雪医生的配备至关重要。
可在此之前，国内没有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专门的医疗保障更无从谈起。为保障冬奥会，2018年，北京冬奥组委和北京市、河北省卫健委等开始筹备成立“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医三院等十几家医院共抽调72名临床医护人员，开始雪地救援和滑雪技能培训。
入选的医护人员来自麻醉、骨科、脑外、胸外等科室，都通过了滑雪技能、专业技术和外语水平层层选拔，可真正了解滑雪医生的职责和工作环境后，“没有一个人去了就能干这活儿”。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医生孙旭坦言，“会滑雪、医术好，未必能成为合格的滑雪医生”。
根据国际雪联规定，4分钟，赛时如果发生运动员摔伤事故，医务工作者必须在这个时间内赶到现场，而他们能依靠的交通工具就是滑雪板，“这就要求把滑雪练到不用想，得跟平时走路一样。”孙旭表示，一开始，大家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队员上高级道还肝儿颤，为了提高滑行精确性、缩短救援时间，他们在训练中不能正常滑行，只能机械地重复着一个个枯燥的动作以形成肌肉记忆。好不容易练到“咬咬牙能跑起来”的程度，但加上急救包、AED等近15公斤的负重，“一切又得重新适应”。滑雪讲究重心，像突增15公斤体重上板，除了腿酸更难掌握平衡，孙旭透露，“摔倒和受伤是家常便饭，我们医疗队有4名队员发生过严重外伤，分别是锁骨骨折、肋骨骨折、胸椎骨折和股骨颈骨折”。
可相对于滑雪，真正让医生们感到有压力的是在极端条件下施展救治的能力。学了近20年医，作为青年骨干医生的付妍发现，以前临床上熟练掌握的技术，到了雪道上像被加了封印。以最常见的心肺复苏为例，要求患者平躺，按压要垂直于患者胸壁，按压深度至少5厘米，“但在坡面雪道上，选择按压角度就得费番周折，站姿还是跪姿？坡上还是坡下？怎么防止自己摔倒？怎么和队友配合稳定住患者？都是一系列问题。”付妍透露，心肺复苏是个体力活儿，通常施救的医生力竭马上需要其他医生接替，然而雪道上交换位置都是一个“大工程”。
如果遇上气管插管这样的技术活儿，在医院里能做到又快又准的医生，在雪道上必须跪着、趴着，甚至侧躺着操作，一边使劲儿蹬地保持平衡，一边还要能做出准确的动作，“但摘掉手套，手很快就冻僵了”。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尝试，让身体习惯彻骨的冰凉，“在假人身上练，从开始的30秒练到20秒，再到15秒，10秒，甚至现在我能做得更快”。
“快”是付妍总在强调的字眼，“如果说平时的工作中还有一定时间思考这个病人怎么处理的话，那么在赛道上，一旦我们这些滑雪医生出现，往往意味着运动员发生了危及生命的情况。”尤其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环境里，时间空间和医生作对。她记得一次训练中，外教让大家背着15公斤的急救包从终点往山上爬，“还专挑那些犄角旮旯爬，好不容易爬到坡顶，容不得喘口气儿就让我们演练救援。”结果，教练看着大家一脸的疑惑，严厉地说：“难道运动员摔倒还找个平坦的地方等你们歇够了再救吗？”这句话让付妍明白了，只有这样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地演练，才能应对赛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和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意外情况还是会突然出现。2019年9月，孙旭和几名队友一同参加在海坨山举行的中国第一次高山滑雪直升机长绳救援演练，演练中由滑雪医生完成现场急救并呼叫直升机支援。在一次训练时，山谷里突然出现了强烈乱流，“风就比较怪，周围插了很多旗子，我们发现旗子在往不同方向飞。”他发现，救援直升机几进几出就是无法到达急救地点，最后艰难悬停，就在将伤员吊起的一瞬间，由于重量增加和向下气流的影响，飞机发生了快速下坠，“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我们准备冲过去保护伤员。”只见头顶的飞机努力挣扎着摆脱了乱流，放下心来的孙旭才注意到眼镜镜片上多了几条被乱风吹起的碎石擦出的划痕。“从山上下来，我们才知道是机长临危不乱，才避免了机毁人亡的惨剧，所有人都说这是自己离死神最近的一次。”而这次演练任务的顺利完成，也成为国内高山滑雪救援领域的一次突破。
小的变数也在不断出现。孙旭表示，中国滑雪医生的成长几乎从零开始，小到一块电池、一根塑料管的使用，都需要从实践中获得。“急救包里的装备比120救护车上的不差了。”孙旭介绍，在12公斤重的红色小包里，不乏先进装备，但通过训练发现，极低的气温下，充满的电池很快只有一格，可视化的屏幕也产生延迟，设备的使用变成了挑战，“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管插不上。”平时随手可用的小零件，因塑料的材质在极寒天里冻得梆梆硬，一碰就裂开，“最后在巡逻队员的建议下用热水浇了接头，才解决问题。”
这些不会出现在手术室里的小麻烦，足以让离开“主场”的孙旭有些忐忑，他意识到，这群医生正在做的不仅是“把手术室搬到雪道上”那么简单，更是走出舒适圈，把自己投向未知和创造的过程，“在手术室里，我能提前知道患者的情况，有什么基础病，手术方案有A计划、B计划，周围是熟悉的搭档，但在雪道上，处理的是突发事故，你必须先安全快速抵达现场，然后迅速作出判断，利用救援包里的装备作出比较完善的救援。”同时，因为运动员用药不能违反兴奋剂规定，整个救援过程会进行音视频采集，届时甚至要经受全球转播镜头的考验，时间紧、任务重、变数大、容错率低，“滑雪”作前缀，几乎剥离了“医生”本就不多的安全感。
但付妍仍在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圈。有一段视频画面在她脑子里晃好几天：一名滑雪运动员双腿不受控“劈叉了”，等他腿分到一定程度，洁白的雪道上出现了长条的血印……“虽然我是一名急诊科大夫，但不代表我能直视发生意外的血腥瞬间。”就像看到网上的车祸视频，她总是在预知意外发生时本能地闭上双眼，可对一名滑雪医生，不落下运动员受伤的每个细节，就成为基本要求，“看清他怎么受伤的，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更精准地施救”。
更重要的是，缺乏现成的培训资料，根据视频推演事故及设计救援应对就成为医生们学习的重要方式。作为国内第一代滑雪医生，不仅意味着没有先例可循，还意味着他们的探索和自我挖掘需要经得起未来发展的考验。训练期间，他们白天滑雪训练，晚上就鏖战到深夜讨论和制定“属于我们自己的救援方案”。“但没有经验借鉴也意味着发挥的空间很多。”付妍注意到，和压力成正比的是队员的热情，“每次推演，大家都争着发言，在屋里都听不清说啥。”队伍里不少医生已是权威专家，但常常就“救援人员站位”这样的细节争论不休，“每次听学术争论我就觉得特别带劲儿，同行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大家为流程的制定和实施真的绞尽脑汁。”付妍笑称这算是“学医人的坏毛病”，即习惯作最坏的打算，“把最坏的情况处理了，后面发生比较小的问题就有信心应对了。”
“我们仍期待更多实践的机会。”孙旭表示，经过两个冬季62个日夜的训练，多少次计时4分钟的惊心动魄，今年1月，团队正式坐镇海坨山，完成了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高山滑雪项目保障任务，但此后受疫情影响，他们失去了一些实战机会。如今，又一个雪季到来，队伍再次恢复雪上训练，孙旭透露，“如果2月的赛事不推迟，我们又将迎来一次接受检验的机会”。只是这次，他们或将面临的还有疫情的挑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