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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钱钟书选唐诗》首先是一部情书。注意这个量词，情书往往是“一封”，情深的也不过“一叠”，但钱钟书花了7年多时间，选了1997首唐诗，杨绛则把这些诗都抄了一遍，还加上了自己的批注。这不是情书是什么？
今年11月21日是钱钟书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发布的《钱钟书选唐诗》，让“情书”成为面向公众的学术著作，但仍不可抹去这部唐诗选的“私人”色彩。就像诗人写诗，也不是为了流传后世，而能流传下来的，都是最真实的情感流露，我想唐诗选亦如是。
《钱钟书选唐诗》的诞生，是一个相濡以沫的故事。
杨绛曾在《我们仨》中讲过一段往事，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的郑振铎，因当时外文组已经人满，将钱钟书借调到古典组来选注宋诗。钱钟书一开始很委屈，觉得自己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在大学学的、教的、研究的都是外国文学。
但后来，由钱钟书独立完成的《宋诗选注》于1958年出版，发行60年不衰，既证明了郑振铎的知人善任，也证明了“不是科班出身”的钱钟书对于古典文学的精深造诣。
其实，当时钱钟书也参与了同期进行的《唐诗选》的编撰过程，期间经过“文革”，完成于1966年的初稿在1975年修订时被大删大改。原本由钱钟书负责的“王绩等17人”，最终只留下了王绩、王勃两位大家，原来所选的诗也大多被换掉了。《唐诗选·前言》里明言，“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
在选宋诗时，杨绛曾自告奋勇，愿意当白居易的“老妪”，如果她读不懂，钱钟书就得补充注释；选唐诗时，钱钟书从“配角”成为“跑龙套的”，为了帮他排解郁闷，杨绛鼓励他独立选一本唐诗，关起门来，选给她看。
所以说，学者一旦相爱相知，我等只能叹为观止。于是，钱钟书以《全唐诗》为底本，每天选几首，杨绛每天抄一点，作为品读唐诗和书法习字的“日课”。最终，从1983年到1991年，形成9册手稿。
说到“日课”，每天抄写背诵曾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学习方法。著名的如苏轼的日课，就是抄《汉书》，而且抄了3遍。
《钱钟书选唐诗》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是出版社根据书稿后来起的。杨绛在稿子的封面上题写的原名是“《全唐诗》录 杨绛日课”，钱钟书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后来，“我们仨”走散了，杨绛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吴学昭在征得杨绛同意后，决定将其公开出版。
《钱钟书选唐诗》共选录了308位诗人（无名氏计为1位）的1997首（句）作品，而且十分有个性。比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唐诗选》里杜甫选了71首，白居易选了30首；本书中杜甫却选了174首，白居易选了184首。相反，李白在《唐诗选》选了64首，本书却只选了23首。钱钟书还选了像唐明皇、则天皇后、江妃、章怀太子等非诗人的作品，以及像韩愈《嘲鼾睡》、曹著《与客谜》这类有趣味性而无思想性的作品。
钱钟书曾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似乎可以被看成他选诗的主要依据。
从学术角度，这可以说是学者钱钟书的一部唐诗选本；而从情感角度，这就是一位妻子鼓励不得志的丈夫的副产品，从未想过要出版，也不受任何人或组织的干预，没有数量、体例的限制……所以，一切是随性的，这是钱钟书眼中的唐诗世界，也可能是真正的唐诗世界。
在手稿中能看到，杨绛不时“跳出来”说两句，很有“存在感”。抄录沈亚之《宿白马津寄寇立》一诗时，她写道：“沈亚之，小说家也。著有《寻梦记》（梦为秦弄玉婿）及《湘中怨》，皆有诗记其事。季识。”抄录薛能《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一诗时，她特意在“前过应无继此诗”一句的“前”字旁标记：“future之意。”
在一共9册的手稿中，前四册只有零星标记抄录诗作的日期；第五册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一处标记：“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开新笔。”从这一天开始，杨绛将每首诗作抄录的日期一一标记下来，直到最末一册。
有时，她会特别注明“除夕”“元旦”“立春”“清明”“重阳”“冬至”等重要节日节气，四季悄悄在毛边纸上流转。在第八册杜荀鹤名下《赠庐岳隐者》一诗旁，杨绛写道：“十九日，圆圆生日也。”1988年3月10日抄写白居易的《眼病》，杨绛记录：“切芥菜一个，手抖不能写字。”
这些与唐诗无关的记录，拥有唐人真正的诗意。
有一个问题经常被拿出来讨论，为什么千年过去了，我们还喜欢读唐诗？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在某个时刻、某个环境、某种心情之下，我们总能找到一首唐诗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总能读出一首诗里有自己的故事。
比如，小时候学琵琶，我学会了一曲《春江花月夜》；后来上大学，一个调皮的男生无意中拿我的琵琶谱背面当白纸画了速写。作为道歉，在一个月夜，他认认真真手书了一遍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赔给我。从此，我天天盼着他能成为艺术家，书法手稿或许能升值，但至今未果。明月依旧，他早就离开了我生活的城市。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