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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一座256年的老宅子——吕家大院依然发挥着“余热”。这里没有被用作参观景点，而是被房子的主人吕歆妍用来开办“童心港湾”。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老宅子，有2000多平方米，找人修葺后供孩子们用，他们都很喜欢这里。”吕歆妍说。
事实上，很多地方对于如何建好用好“童心港湾”还处在摸索阶段。
12月8日，为推动项目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在四川省团校组织召开了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建设标准讨论会。会上，来自四川、广东、河北等12个省份的代表汇报交流了项目实施一年来的进展情况，并对第二版《共青团“童心港湾”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修订展开研讨。
选好场地，让孩子有去处
“童心港湾”能否更好地落实，选好项目点是前提。
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主任、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党委书记、理事长侯宝森告诉记者：“在项目选址上，主要选择留守儿童集中的地方，通过‘青年之家童心港湾云平台’，各地上传照片，进行评估考核后才能选定。”
在四川省德阳市红伏村，“童心港湾”设在了村委会。“童伴妈妈”朱兴萍介绍说，选在这里主要是考虑利用村委会的便利条件：室外活动场所大，室内面积是80平方米，周边采摘、游玩资源丰富，留守儿童也相对集中。
在选址方面，第一版《标准》给出了明确要求：要优先选择留守儿童相对集中，村经济较差，有志愿服务基础的乡镇、村，乡镇党委、村委支持力度大；场地交通相对便利，尽可能15—30分钟可达，便于儿童及家庭参加活动； 室内空间不小于20平方米、室外空间不小于80平方米，优先考虑能开展户外游戏、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
“场地可以借助党政既有阵地、公共服务场所、学校和市场资源，只要基础装修条件、卫生条件好，保证日照充足、空气流通、安全可达就行。”共青团“童心港湾”建设标准课题组成员张毅告诉记者，“从心理学角度上说，小于20平方米会让儿童感觉压抑和气闷，不便于开展活动。”
张毅介绍，总体来看，在第一版《标准》的指引下，团省委支持的资金已经到位，团县委对“童心港湾”的选址、链接资源工作基本完成，逐渐呈现出一种自运营的良好生态。
《标准》还针对“童心港湾”设备配置及空间布置提出要求，比如包含基本办公设施；游戏、手工、音乐、体育等动态活动区，阅读、写字、棋类等静态活动区；配置适合儿童活动的玩教具、图书及体育活动器材等。
“‘童心港湾’的布置应该从儿童视角出发，既要方便儿童使用，又要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以儿童喜爱的方式进行布置，保证安全、舒适。”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何玲说。
记者了解到，《标准》细致到，需要儿童了解的规章制度要没有生僻字，公告信息尽量图文结合，使用不同颜色，甚至对室内桌椅尖角包边处理都有要求。
聘任“童伴妈妈”严格把关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童伴妈妈”的选择是重中之重。在选聘方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年龄问题。目前《标准》提出：“童伴妈妈”的年龄需在25—50周岁之间，具有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专长并经省项目办审核，年龄可适当放宽。
对此，江西省代表潘丹丹认为“50岁有点大”，一旦出现身体状况，“童伴妈妈”和孩子都比较危险。 与其相反，河南省代表史方则认为，可以适当放宽要求。“不仅45岁，50、55岁都可以”“这个时候她们自己的孩子大多已经上大学了，没什么事情，有足够的精力照顾留守儿童。”山西省项目办管理员温馨也支持适当放宽，她认为项目点都在比较偏的地区，年轻人流动性大，要留下25岁左右的青年是件非常难的事情。
“‘童伴妈妈’的能力有限，如果工作能力很强也就出去打工了，很少留在本村。 ”团四川省委权益部王峰对年龄标准放宽解释说。
不仅如此，《标准》要求“童伴妈妈”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以后新上岗的‘童伴妈妈’每年要尽量安排体检，这既是对她们的关爱，也是对孩子负责。”侯宝森说，在今年共青团“童心港湾”培训班期间，全国项目办组织了在成都参与培训的100多名“童伴妈妈”体检。
除此之外，《标准》还对“童伴妈妈”的学历、品行及个人习性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高中（中专、职高）及以学历，具备简单的电脑操作和文字编辑能力，掌握当地方言，群众基础好等。
“《标准》要求‘童伴妈妈’每周服务不能少于16个小时，每月一次家访。情感上每周一次谈心，建立微信群与家长沟通，把爷爷奶奶不能关注到的反馈给父母。”侯宝森说
“无论是点位的选择，还是‘童伴妈妈’的选拔，或是举办活动都要贴近生活，目的就是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光华研究院执行院长、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专职副主任张华伟说。
完善考核制度，加大培训力度
除了年龄，如何把握好“管”字，建章立制，强化督考是各省代表关注的又一焦点。
在河南省少先队总辅导员史方看来，“童伴妈妈”的考核标准不一样，导致考核困难。她建议，应该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合适的奖惩制度，以此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在考核方面，河北省项目办林小斐为大家分享了河北的做法。河北省制订了月度、季度和年度的考核的标准，月度是团县委对“童伴妈妈”进行考核，季度是市一级对团县委和对“童伴妈妈”进行考核，然后统一给出季度通报。
“从3月31日制度施行后，目前第二、第三季度通报已经出来了，效果还挺好的。”林小斐说，“童伴妈妈”的量化评比与团省委“夺旗争星”考核结合起来，按照每月集中培训1次、活动指导1次、观摩互评1次、点评量化1次的频次，激励大家比学赶超，提升关爱服务质量，使“童伴妈妈”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合理有序。
陕西省代表孙露自己就是一位“童伴妈妈”。对于考核，她认为需要从制订好工作计划出发，根据工作计划组织考核。“既然能选上来就也能让他们选下去，不是一劳永逸。”对于那些不合格的“童伴妈妈”，山西省代表温馨希望能添加一条更换与撤销制度。
在培训方面，各省代表一致认为应该多增加一些培训。
“‘童伴妈妈’们大多来自偏远地区，有的一辈子没有走出家乡，视野很狭窄。她们对系统性的知识、对青少年的认识还不够，通过培训才能不断提升这支队伍的实力。”山西省代表温馨说。
不仅是针对“童伴妈妈”，各省代表还提出增加项目办管理员培训的需求。广东省代表于伟峰认为，可以把每年的培训做成一个范本，之后的项目办负责人能通过资料快速接手工作。“有了培训资料，‘童伴妈妈’能很快上手，不用口口相传，回到家又忘记了。”他说。
“目前确实培训力度还不够，只有一次上岗培训，下一步将对项目管理员加大培训。”侯宝森总结说。
“第二版《标准》吸取了第一版的经验，加之对76个项目点的实地调研和专题讨论，相信今后‘童伴妈妈’能够通过新《标准》更好地开展工作。近期将着重做好各方面意见征求工作。”侯宝森告诉记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璐璐 杨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