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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唐朝是诗的盛世。289年的唐朝历史，留下2000多位诗人的5万余首唐诗。
唐诗紧扣时代脉搏，折射历史变迁。从大唐开国到贞观之治，从废王立武到武周革命，从开元、天宝盛世到安史之乱，从元和中兴到甘露之变，从大中之治到晚唐衰亡，唐朝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不但“有史为证”，更“有诗为证”。
今起开“唐诗与唐史”专栏，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唐诗为线索，讲述平仄韵律中波澜壮阔的王朝兴衰，解读细腻笔触下深沉的家国情怀，观照历史大势里欲说还休的人生悲欢。
“唐诗与唐史”，一首唐诗的温故之行，一次唐史的知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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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二十年（732年）十一月初二，唐玄宗李隆基巡幸北都。唐朝北都即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是李唐王朝起家之地。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正是在晋阳誓师起兵，揭开289年大唐的序幕。
打造出开元盛世的玄宗在晋阳宫城流连徘徊，遥想当年高祖、太宗艰难创业，抚今追昔，遂写下《过晋阳宫》一诗：
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
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
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
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
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
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
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
岂徒劳辙迹，所期训戎车。
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闾。
永言念成功，颂德临康衢。
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
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
晋阳宫史
晋阳宫始建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545年），由当时权臣即后来篡夺东魏建立北齐的高欢所建。东魏定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一带），高欢却在晋阳遥控朝局。晋阳作为高欢的政治军事大本营，本已建有豪华的相府和恢弘的大明城，但奢靡的高欢仍不满足，还要另建新宫用来享乐。
当年正月中旬，高欢上疏孝静帝，“并州，军器所聚，动须女功，请置宫以处配没之口”，以需要大量女子为驻守军事重地并州的军士缝补军衣、擦洗军械的名义，请旨在并州治所晋阳修建行宫，供罚没官府充当奴婢的女子居住。当月二十八，孝静帝批准高欢奏疏，下诏营建晋阳宫。
晋阳宫修建得极其富丽堂皇，据《新唐书·地理志》，晋阳宫“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高约14.69米，周长约3276米，而北京故宫周长也不过3420米左右。依当时工程技术和东魏的国力条件而言，晋阳宫显然是一个相当奢华的宫殿建筑。当然，宫里填充的定然不是罪妇，而是高欢的贵妇。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32年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崇尚奢靡的高欢建立的北齐被北周所灭。武帝宇文邕认为“并、邺二所，华侈过度”，下诏“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将晋阳宫等建筑拆毁，以警醒后人节俭持国，爱惜民力。
30年后，晋阳宫迎来新生。隋大业三年（607年）八月二十六，隋炀帝杨广“至太原（即晋阳）”巡视，“诏营晋阳宫”。杨广定然不会料到，他重修晋阳宫的决定，会给杨隋王朝培养出一个掘墓人。此人正是杨广的表哥，后来被任命为晋阳宫负责人即宫监的李渊。
李渊来路
在唐朝的官修史书中，李渊被塑造成一个沉湎酒色、胸无大志的昏聩无能之辈，从起兵创业到化家为国，一切都是被李家二公子李世民推着往前走。而在真实的历史里，李渊却是唐朝建国大业的真正操盘手。而这一切，又和晋阳有着不解之缘，正如李隆基《过晋阳宫》诗中所言，“缅想封唐处”，位于上古唐国封域内的晋阳，“实惟建国初”。
李渊出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是唐国公李昞和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四姐之子。建德二年（573年），李昞去世，7岁的李渊继承唐国公爵位，李唐国号“唐”即由此而来。李渊幼年丧父，孤苦伶仃，姨父隋文帝和姨妈独孤皇后对他“特见亲爱”。成年后，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善于交游，“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与人“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悉心培养下，李渊先在中央禁军任高级武官千牛备身，后外放地方刺史历练。
隋文帝还在位时，李渊就已经抱负远大，“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江湖术士史世良曾给他看相，“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李渊听后“颇以自负”。隋炀帝登基后，因当时“十八子（三字合写为李）得天下”的谶言，加上李渊“高颜面皱”形成“阿婆面”奇异相貌，炀帝对他颇为猜忌，就将他调回朝廷严密控制。
李渊龙困浅滩，无法动弹，却也不忘密切观察形势，以图进取。大业八年（612年）左右，李渊曾与好友宇文士及“夜中密论时事”“言天下事”。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炀帝前往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一带）避乱后，大将夏侯端曾向李渊表白心迹，“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李渊“深然其言”，但手中无人无地，只能暂且忍耐，以待时机。
随着隋末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北方草原上的突厥也开始大规模向中原进攻。炀帝甚至曾被突厥十万铁骑包围在雁门关，险些丧命。在内忧外患同时爆发的形势下，炀帝一时无人可用，只得于大业十二年（616年），派时任右骁卫将军的李渊，到山西前线与突厥作战。
赴任山西不久，李渊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一带）大破突厥。炀帝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初，就地任命李渊担任太原最高长官留守，并兼任晋阳宫宫监；同时还任命亲信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太原副留守，以牵制监视李渊。
在古人天界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的天文地理学概念中，太原属于天上参星之虚、地下晋中分野，唐玄宗《过晋阳宫》中“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即是指此。太原地理位置险要，“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故唐玄宗在诗中盛赞太原“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林木池塘都犹如当年汉高祖刘邦藏身的沛县大泽一样，笼罩着天子之气。而能被玄宗比作汉高祖刘邦的，只能是唐高祖李渊。
李渊获任太原这一战略重地，如龙归江海，开始积极为反隋做准备。刚到太原，李渊就与随他一起赴任的李世民谈心，“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认为拥有唐国公身份的他，来到古唐国所在地太原任职，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要李世民做好改天换地的思想准备。
李渊既有此意，前来归附的人络绎不绝。如《过晋阳宫》诗中所言，“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隋朝气数将尽，各方势力纷纷将重建统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渊身上。鹰扬府司马许世绪鼓动李渊“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李渊听后与他“亲顾日厚”。武则天的父亲大商人武士彠，“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李渊赞赏他“深识雅意”，表示以后“当同富贵”，任命其为留守府行军司铠，掌管军械事务。李渊老友戎州刺史（今四川省宜宾市一带）唐鉴的儿子唐俭，不但认定李渊是天选之子，“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而且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收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李渊表示“吾将思之”，不久任命唐俭为记室参军，掌管机要文书。
随着人心日益凝聚，李渊着手准备起兵事宜，首先解除太原周边威胁，率军击溃太原南面的历山飞农民起义军。正当李渊与历山飞军队作战的时候，突厥再次进攻马邑。李渊派副留守高君雅前去抵抗，结果高君雅大败而归。炀帝闻讯，派人将李渊就地免职，拟押解江都御前处置。
炀帝再次对李渊动起杀心，李渊显然不能坐以待毙，就交代李世民，“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表示在起兵一事上之所以慎之又慎，是因为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尚在河东，力量还未集结，投鼠忌器；如今“遭羑里之厄”，为父如当年周文王沦为商纣王阶下囚一样被隋炀帝捏在手中，万一有所不测，你们兄弟“须会盟津之师”，仿效周武王招兵买马迅速起兵，“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李世民听父亲之语有诀别之意，惊慌失措，竟然“泣”，病急乱投医地建议李渊“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仿效汉高祖上山跑路躲避风头。李世民此议，等于提前与隋朝公然决裂，在兵马未集的军事态势下，不啻于以卵击石，甚至会将李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李渊政治定力比李世民强得多，表示“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自己天命在身，说不定能逢凶化吉。果不其然，数日后，“有诏使驰驿而至”，炀帝下诏赦免李渊，让他“依旧检校所部”。
李渊立马加快起兵进程，通知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据晋阳起兵时温大雅所著原始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李建成、李世民“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即使是“鬻缯博徒，监门厮养”，只要有“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便“与之抗礼，未尝云倦”，称兄道弟，如此“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因拒绝出征高丽而被朝廷通缉的隋军将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也来到太原归附李渊。
以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定的唐朝官方史料为依据修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不但抹杀了李建成在河东筹备起兵的功绩，而且把李世民招揽英雄的行为写成是违背李渊意志的自主行动，即“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不但如此，李世民还“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等李世民完成起兵的所有准备工作，李渊在李世民反复劝说下，才表示，“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让李世民放手去做。
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大业十三年时，李渊51岁，李世民只有19岁。李渊历任中央地方大员，现任太原最高军政长官，更有唐国公爵位，拥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军事历练和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李世民除了李渊二公子的头衔，身无长物。当时各路豪杰和地方豪强愿意加入李家创业队伍，看重的是李渊的政治实力和军事能力，而非李世民的满腔热血。
因李建成远在河东照顾李家老小，作为唯一在太原陪伴李渊身边的李世民，深度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谋划，并作为李渊的私人代表，做了很多李渊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是在李渊旗号下进行。对晋阳起兵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李渊而非李世民。李渊老成持重，时机未到不会轻易出手；时间一到，他会痛下决心，决不拖泥带水。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李渊“慎之又慎”，对于“秦王（即李世民）之阴结豪杰”，李渊“非不知也”，只是“坚忍自持，姑且听之以静镇之也”。《过晋阳宫》中“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亦有此意，要承受天下大业之重，不能不恐惧警惕，忧思深重。
李世民亲自审定唐初的创业历史，还创造出一个极其香艳的晋阳宫桃色故事，把李渊长期酝酿起兵反隋，书写成是中了“仙人跳”圈套，逼上梁山，不得不反。
据《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兼任晋阳宫宫监的李渊，与实际主持晋阳宫日常事务的副宫监裴寂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旧时好友，二人“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李世民为拖李渊下水，决定拉拢裴寂游说。他“出私钱数百万”，通过密友高斌廉，在赌桌上将数百万钱全部输给裴寂，“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感情到位后，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在李世民的策划下，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把晋阳宫内给隋炀帝准备的宫女，私相授受给李渊享用。玷污皇帝宫人，在古代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如此一来，李渊欲活命，只能一反了之。
晋阳宫事后不久，李渊与裴寂喝酒聊天。酒酣耳热之际，裴寂从容地向李渊言道，你家“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因为“寂以宫人侍公”，畏惧“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现今各路英雄云集，众人摩拳擦掌，不知“公意如何”。李渊酒被吓醒，只得表示，“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因此事演绎成分颇多，且不见于原始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故当代史家大多不予采信。牛致功《唐高祖传》和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等著作，均不提及此事。
李渊起兵的根本原因虽然不是晋阳宫桃色事件，但其最终发动正是在晋阳宫。
晋阳宫变
李渊父子通过结交各路豪杰，组建了起兵骨干队伍，但兵力仍然不足。而李渊身为留守，没有在和平时期合理合法招兵买马的权力，起兵之事只能暂且缓缓图之。
不久，山西北部的刘武周抢先一步造反，不仅拿下马邑，还投靠突厥受封为定杨天子，接连占据隋炀帝行宫汾阳宫和数座城池，直接威胁太原。李渊召集王威、高君雅等将佐商议，“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王威等人“皆惧，再拜请计”，一切请李渊定夺。
李渊为难地表示，只有得到皇帝诏命才能募兵，可如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江都距太原有三千里，刘武周距太原不到三百里，加上道路艰难，恐不能及时请示圣裁。而“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太原薄弱兵力定然无法抗拒刘武周虎狼之师，“进退维谷，何为而可”。
王威、高君雅表示，“若俟奏报，岂及事机”，事不宜迟，只能见机行事，以李渊“地兼亲贤，同国休戚”的皇亲国戚地位，“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李渊很“为难”地表示同意，趁势要求“先当集兵”。在与王威、高君雅集体作出募兵抗敌的决定后，李渊命令“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太原周边百姓“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
起兵形势日益成熟，李渊秘密派人召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从河东，女婿即女儿平阳公主李三娘夫婿柴绍从长安赴太原，解除后顾之忧。一切准备就绪，当务之急就是拔除王威与高君雅两个看门神。
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李渊又把军队交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朝廷要犯，开始怀疑李渊“有异志”。二人找武士彟商议，认为长孙顺德、刘弘基“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身为罪犯逃兵公然领兵，视朝廷法度如无物，“欲收按之”。武士彟不同意：长孙顺德、刘弘基都是李渊的客人，若将二人抓捕法办，等于公开制造内部矛盾。王威等“乃止”。主管兵士训练的留守府司兵参军田德平，打算建议王威、高君雅调查李渊征兵内情，征求武士彟意见；武士彟又反对：军事事务由留守长官李渊统一负责，王威、高君雅无权干预，田德平“亦止”。
尽管武士彟屡屡阻止、见招拆招，但王威、高君雅对李渊的疑虑并未打消。尤其高君雅是炀帝心腹，“每与王威密伺帝（即李渊）隙”。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王威、高君雅逐渐查明实情，决定趁李渊到晋祠祈雨时将其刺杀。
关键时刻，李渊与高君雅的共同好友刘龙，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龙又名刘世龙，是“晋阳之富人”，任晋阳某乡乡长。刘龙身份低微，本与位居留守长官的李渊没有交情，只是与裴寂有过来往，后经裴寂引荐，与李渊相识。李渊不因刘龙地位低下而另眼相待，而是平起平坐，相交甚欢。而刘龙又和高君雅过从密切，他“感帝（即李渊）恩眄，窃知雅等密意，具以启闻”，探知王威、高君雅密谋后，赶紧报知李渊。
李渊得到密报，告诉刘龙，王威、高君雅“下愚，暗于时事，同恶违众”，不识时务，定会多行不义必自毙；感谢刘龙“卿能相报，深有至诚”，同时让他“勿有多言，我为之所”，当作不知此事，自己会妥善处置。
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令李世民带长孙顺德、赵文恪率五百兵马埋伏在晋阳宫外。第二天早晨，李渊召集王威、高君雅和文武僚佐到晋阳宫议事。众人刚落座，晋阳县令刘文静就带开阳府司马刘政会“称有密状”，声称有要事上告。李渊示意王威去接诉状。刘政会不给，表示所告之事关涉王威、高君雅，二人必须避嫌，只有李渊才有资格阅览。李渊假装大吃一惊，“岂有是邪”，拆开诉状，告的正是“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当然，刘文静、刘政会所行之事，都是李渊事先安排。
王威、高君雅大呼冤枉，“此乃反者欲杀我耳”，大声辱骂李渊是贼喊捉贼。此时李世民已经“布兵塞衢路”，控制太原城内各交通要道，刘文静当即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
李渊虽设计将王威、高君雅拿下，却不能轻易取其性命。二人都是朝廷命官，高君雅更是炀帝心腹，随便给他们扣上勾结突厥背叛大隋的帽子，太原百姓不一定完全相信。没有过硬证据就贸然杀人，无法服众。
正当李渊等人苦思冥想如何坐实王威、高君雅罪名时，突厥送来神助攻。
两天后，五月十七，“突厥数万众寇晋阳”，前锋轻骑甚至攻入太原外城，从北门进，东门出，好似有内鬼接应配合。幸亏李渊实施空城计，下令“悉开诸城门”，打开城门，同时“命裴寂等勒兵为备”，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看着城外的突厥兵马，太原百姓“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认定是王威、高君雅里通突厥，才招来太原今日之祸。李渊顺应民意，“斩威、君雅以徇”，清除重大隐患，完成起兵反隋前对内部的最后整顿。
开国大唐
斩杀王威、高君雅是李渊事先设计，但突厥攻打太原不是李渊提前安排，他只能硬着头皮出战。李渊先派骁将王康达率一千精锐伏击突厥后勤部队，意图抢夺战马充作军用，结果被突厥前后夹击，几乎全军覆没，“城中忷惧”。李渊只有再行疑兵之计，“夜遣军潜出城，旦则张旗鸣鼓自他道来，如援军者”，派军队夜里秘密出城，第二天又大张旗鼓从其他城门进城。连续几天如此，好像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到来。突厥“终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抵达太原，李渊不再投鼠忌器；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寻求合作，解除来自草原的后顾之忧。六月初五，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军拿下位于长安太原连接线上的西河郡（今山西省汾阳市一带），打通南下长安的战略通道，确立“入据关中，号令天下”的战略规划。
六月十四，李渊在太原成立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任命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司马，武士彠为铠曹，刘政会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李渊将军队分为左右两路，封李建成为陇西公，指挥左路军；李世民为敦煌公，指挥右路军；李元吉留守太原。裴寂从晋阳宫中“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六月十八，李渊在太原接见突厥使者，向突厥称臣，签署合作协议，“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七月初五，李渊率三万人从太原出发，向长安开去，宣布尊奉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子、留守长安的13岁代王杨侑为新皇帝。
自秦汉以来，天下政治重心就在关中即京师长安地区。拿下关中，就取得了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战略优势，进可以向东争夺天下，退亦能依托关中平原自保。更重要的是，占据长安，李渊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杨侑扶上皇位，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李渊刚起兵，杨侑就派隋末名将宋老生和屈突通分别驻守霍邑（今山西省霍县一带）和河东，进行堵截。八月初三，李渊义军夺取霍邑，阵斩宋老生。河东城防坚固，一时不易拿下，李渊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只留部分军队监视屈突通以防背后遭袭，主力部队迅速西渡黄河。黄河两岸官员百姓主动带着船只运送义军过河，隋朝人心尽失，改朝换代已是大势所趋。
渡过黄河后，李渊一路收拢沿途农民起义军，李三娘也带着在关中地区组建的游击义军前来会师。十月初四，义军到达长安城下。李渊刚开始想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和平进城，但杨侑死撑不开城门。政治善意释放到位后，十月二十七，李渊下令攻城，李建成攻打东门南门，李世民进攻西门北门。十一月初九，李建成部队率先攻破皇城东门景风门，隋朝守军见大势已去，作鸟兽散。李渊占领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十一月十五，李渊昭告天下，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是为隋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十一月十七，李渊出任大丞相，“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随后进封唐王，相继取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等历代权臣篡位之前的标配政治待遇。
终于，第二年即公元618年三月十一，隋炀帝在江都被一丈白绫了却性命。四月底，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哭之恸”，表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十四，识趣的隋恭帝自觉把皇位禅让给李渊。
李渊“固让不受”，百官“上表劝进，至于再三”，裴寂上奏“劝进，又不答”。裴寂面见李渊，正式表态，“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所有政治表演都演到位，李渊“乃从之”。
五月二十，李渊正式在太极殿登基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随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至此，从晋阳宫的密谋，到太原城的起兵，再到太极殿的即位，李渊初步完成了化家为国的建国大业。
李渊登基后，不忘裴寂襄助之功，曾在大殿上指着御座对裴寂言，“使我至此，公之力也”，说罢任命裴寂为尚书右仆射，主持国务。李渊“待裴寂特厚，群臣无与为比，赏赐服玩，不可胜”，经常命御膳房“以御膳赐寂”。李渊上朝，“必引与同坐”；李渊回宫，“则延之卧内”。对裴寂的上疏，李渊“言无不从”，甚至“称为裴监而不名”，还是用当年的裴监即晋阳宫副宫监职务称呼裴寂，从不直呼其名。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中，这是皇帝对大臣圣眷优渥的重要体现。武德六年（623年）四月，李渊升迁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裴寂意欲告老还乡，李渊“泣下沾襟”，表示与裴寂“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
尽管裴寂后来政绩平平，几无可称之处，甚至在刘文静遭冤杀一事上负有重大责任，但李渊待裴寂如此深情厚谊，无疑与二人在晋阳宫宫监和副宫监任上的共同经历密切相关。李渊对裴寂的隆恩厚爱，是对裴寂倾尽晋阳宫物资助力起兵的回报，也是对自己在晋阳宫内完成内部整合、下定反隋决心的历史追忆。
李唐创业的起点在晋阳，而发轫点是晋阳宫。115年后，唐玄宗在晋阳宫的赋诗留念，正是对晋阳宫在李唐创业历程中历史原点地位的肯定，故而“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遥想高祖君臣谋划起兵时的殚精竭虑，感叹晋阳宫变中的步步惊心。面对祖宗功业，玄宗“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之情油然而生，惶恐威严不树、风俗不淳、天下未化。而玄宗在晋阳“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闾；永言念成功，颂德临康衢”的访旧寻根，亦是对跟随高祖创业的三万晋阳子弟历史功绩的追忆，以示“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不忘昨日创业艰难，力求今朝再开新篇。
从晋阳起兵到开国建唐，李渊始终是李唐创业战略的最高制定者和政治决心的最后决断人。晋阳起兵由李渊主导，进军长安由李渊统率。李家三公子中，李世民贡献突出，李建成亦不遑多让，但都是在李渊的领导下进行，是李渊在带领李世民前进，而非李世民推着李渊前行。
李世民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篡改唐初创业史料，抹杀李渊、李建成功业，与其上位的历史真相有莫大关系，他需要用创业功绩证明夺位的合法性。而李世民夺嫡时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历史原罪，又成为他登基后打造贞观之治的内在驱动和心理压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吴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