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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提醒柯思婷·佳玥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真知：生命的核心问题，是时间。而自从学了普通话，她又发现了中国人自己因为过分熟悉而不再有感的语言中的时间观：慢吃、慢走、不着急……
柯思婷·佳玥是一个法国人，在北京生活了17年，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她当过哲学老师、企业家、作家，自认最重要的身份是“中法文化的摆渡者”（现任中法文化论坛副主席）。她把这些年的所思所想，写成了《时间里的中国人》。
在西方的观念中，时间是线性的、可测的理性时间。这种时间观是工业革命以来，细分规划、加速挤压的结果。工业化追求速度，人们无法幸免地继承并感染了这种急性子，生活中也养成了“能不等就不等”的习惯。
佳玥觉得，中国人对待时间就多了一个感性的维度，能与时间成为朋友。“对于中国人而言，时间既不是一支射向靶子的飞箭，也不是一个度量流沙的沙漏，而是流水。水有时会吞噬我们，却又承载着我们、怀抱着我们；它似弱实强，任何物事都无法阻止它奔流入海。”
一个有趣的比喻：中国人的时间不像是“内衣”，属于个人财产；而像是“礼品”，在人需要时赠与。这种在分配时间上的慷慨，只能存在于这样一类文化，即时间被看作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种区别，在很多细节中都能体现，比如，在法国，用餐前的礼貌用语是“祝您胃口好”，中国人说的是“请您慢用”。两者表达的都是对对方的关心，对进餐方式却有不同的期许，胃口好是要大快朵颐的，慢用是要细嚼慢咽的。
再比如，在西方的文化中，睡眠不是一件好事，它与懒惰、浪费相连，甚至与邪恶有关。书中附录有戈雅的版画：梦是可怕，心魔生焉。同样是睡眠，庄周梦蝶多么美好。
在中国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计时方式：一盏茶的时间、一炷香的时间。这种计时单位是有场景和氛围的，时间和优雅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抽象化之后，即便事件不存在，时间也照样有那个调性。
当然，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中国，也是一个人人皆匆匆的速度中国。但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文明中，有些东西不是按两下鼠标就能删净的。人们在行色匆匆的CBD十字街口，依然存在着与时间为友的天然意识。
有一次，佳玥在北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一个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会议。桌子旁坐了12个人，只有她一个西方人。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文化论坛，要商量出一个日程，面前是一本夹着实施方案的红皮文件夹。佳玥在上面看到了一些具体的人名和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一丝不苟的样子。突然，佳玥想起了什么，问道，那些纸上写好几点几分发言的人物都确认出场吗？对方平静地回答，没有，这是预案，一切要等到……
“像中国人那样对待时间，我学得很苦。他们或者不提前一周预约，或者比约会时间早 20 分钟就已经到了；或者来约会却没有具体的方案，或者约会时才告诉你一切都变了。我常被弄得昏头涨脑。”佳玥说。
时间观的不同，决定了一件事到底应该如何开展。就像一个中国书法家，万事俱备待挥毫，不是为了弄出一个个汉字，而是精气神的聚涌，重要的不是纸上汉字的意思，而是激情一时得自由。“在中国，时间像书法，书法在艺术中等级最高。”佳玥总结。
后来，佳玥放下“法国方式”，毅然决然地按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时间时，“反而发现了一种含而不露的智慧。在琐碎的日常行为中，在各种庆典礼节中，在中国人的聚会和笑声里，这种智慧悄然绽放”。
我总觉得，佳玥作为一个法国人看中国，有时候就像在中国一线城市的人看小城镇。尤其是当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人，过年回了家，两地瞬间切换，这种感觉会更强烈。但这种“眼光”不存在俯视或者观察的意味，有可能是对渐渐消逝的田园生活的回望，也可能是在寻找一种古老的智慧。
在一个被时间裹挟的时代，人们开始重新发现自己。几年前，木心的那首《从前慢》突然流传在街坊闾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代人的一生能爱几个人不确定，但车、马、邮件肯定都是指数级地变快。
一辈子计算时间是很要命的事，文化堕落为计时器和进度表，其实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我还真是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得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晚年坐在躺椅上，腿已经动不了了，大把的时间就像在嘲笑自己，这时候再回忆过往，还有一些人和事，能让衰老的脸上浮起一丝动容。
就像书法的起势，笔没有落下的时候，书法家的眼前已是笔墨万千；当作品完成后，时间就成了唯一的评判者；既然终点是确定的，那节奏我们自己来。
在中国的生活中，佳玥特别喜欢广场舞：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既节奏整齐，又人人可参与。就如中国人对待时间，“不抵不抗，与之共舞”。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