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木心出生开始写起,至1956年29岁结束,夏春锦的《文学的鲁滨逊》为读者讲述的是木心从稚嫩青涩到初尝世事的渐变之路。当作者将木心执意离乡寻找远方之后的诸多标志性事件串连起来,这部书就不可避免地散发出青春的独特光芒。换言之,离乡之后的种种经历才是这部书中最浓墨重彩、最引人遐思的。
1943年,从小喜欢画画的木心在艺术理想的召唤下,全然不顾家庭让他读法律或医学的安排,离家前往杭州。在杭州住下后,报考国立杭州艺专是17岁的他为自己设想的下一段旅程,这段旅程既远又近、虽近又远。在杭州,木心迷上买旧书,逛旧书店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只要上街,他总不由自主地拐进书店里,购买旧书成为自然而然的举动。因为书太多太重搬不动而雇黄包车拉回,对于木心是常有的事情。于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这一天,木心和上海美专的同学三三两两分头前往上海郊区的万国公墓,瞻仰先生。在白色恐怖的特殊时期,他们的行动是小心翼翼的。在先生墓旁合影,留下的是对文豪的崇敬,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在“六五”事件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同学,确保在逃同学的安全、把征集到的营养品轮流送进监狱,这是乱世中有担当、有血性的流露。
除却担当与血性,木心还有决心,有理想,有爱好。当然,意气风发的美好时光,并不止于以上罗列的。与席德进在台湾的彻夜长谈、互相激励,也是难以忘记的。两个人在各自青春时的固执与坚持,一览无遗。虽有些傻气,却很可贵。一旦过了青春时光,傻气亦将不复呈现。与青春有关的还有在林风眠的画室里赏其得意之作,这时的木心两眼发光、如饥似渴、流连忘返,它们在他脑海里烙下终生难忘的印记。
在时而顺畅时而阻滞的人生之河中,这些标志性事件是浓墨重彩的几笔勾勒,是立于暗礁之上的小心翼翼与充满斗志。前半生是后半生的前因,这些事件暗藏着往后余生里坚定前行的力量。它们的显赫存在,仿佛可以抹去木心身后的时代变局,青春之耀眼由此可感。
然而,这些标志性事件之重要性并不局限于此,其意义还在于它们自成读者生发联想的导火线。正如人之骨头,会长出肉来。正如大地,会生出绿草和大树。正如河流,会有虾戏鱼游。决意离家出走,从乌镇到杭州的道上,木心心中有何剧烈的心理斗争?在杭州购旧书成痴似狂,如何在只有一人的灯下,把文学家、画家、音乐家们的传记读得爱不释手、浮想联翩?祭拜鲁迅先生需要勇气,那么先生在木心的世界里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分量,他又是如何在先生的启迪下坚定艺术之路的,他后来的诗歌、散文创作得到先生怎样具体而微的影响?有参与营救同学的种种举动,可知木心并非被关在艺术象牙塔里的柔弱青年,强韧的一面又可寻得怎样的精神源头?
有感染力的传记,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靠书写,读者依赖的是书写之后的品读与联想。没有任何一部传记可以完全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一生,故而读者与作者是互相成全,互为助手,二者一道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关于本书创作的目的,夏春锦说:“只是力所能及地通过图文如实讲述他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是如何从出生到求学再到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以艺术为志业的生命历程。”爷爷奶奶辛苦付出攒下的家业、母亲父亲给予的关心与牵挂、茅盾林风眠夏承焘等前辈的照拂、席德进贺鸣声张怀江等同学的陪伴,以及急剧变迁之时局的笼罩,都在影响着青年木心的成长。本书之感染力正在于此,即创设了木心成长的氛围,譬如木心和茅盾、木心和林风眠之间的对话,皆合情、合理,有还原当年情境的真实感。
这部传记出彩之处还在于作者设身处地的体贴。在传记写作中,体贴最难,这其中包括作者对传主的体贴,也包括作者对时代的体贴。体贴无须登高一呼的宣告,而是内化于字里行间对传主生平与心境的一种感同身受。关于夏承焘对木心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一话题,夏春锦尤其重视木心自己说过的话——与夏先生诗词往还之后“我才野性稍戢”,并认为一代词宗对木心影响特别显著。他认为:“以木心向来精粹节俭的语言,这是审视夏承焘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的当事人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还有什么比性格的同化还要来得深刻的呢?”人之受他人影响,往往从一举一动开始,渐渐变成他人那般模样。正因为木心与夏承焘的交流时间不算长,方可见出其受影响之深之远。
夏春锦痴迷木心研究多年,从《爱木心》到《木心考索》直至今日的《文学的鲁滨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一直是他不变的原则。木心在杭州听夏承焘讲过《桃花扇》,具体情形因资料阙如而存疑。木心因被上海美专地下党委派完成一项“秘密工作”,以美术教师的身份前往台湾,然秘密工作具体为何尚不得知,故而只能放空白。痴迷,是夏春锦情不自禁的投入,但在撰写木心研究的相关文字时,夏春锦是理性的、客观的,并不被痴迷带着走。由此可知,站在木心面前的夏春锦,是兼有读者与研究者两种角色的。冷静审视与热切喜爱的兼而有之、并行不悖,无疑让这本书的情感分量更为厚重。
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