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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渐暗，吴启刚站在原始森林的边缘，被浓雾遮挡了视线。他和另外4名律师在一个村子做完普法工作返程时，手机信号和导航信号都消失了。眼看汽油所剩不多，他们不敢继续开下去，于是停下车来看是否会有人经过。
2017年6月，贵州省司法厅和贵州省律师协会联合发起法律援助精准扶贫项目，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启刚报名参加。他是从江县走出去的大学生，2000年考取贵州民族学院法学院，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助力他圆了大学梦。
得知这次活动后，吴启刚主动报名回家乡扶贫。此后，他和律所的律师每个月都要开车十几个小时，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勉乡做普法宣传。除了黔成起智律所外，贵州还有19家律所参与这一扶贫事业。
吴启刚和同事等了约1个小时，有个村民骑摩托车经过，他们终于找到回去的路。
起初到村里做普法宣传时，村民大都不理会他们的活动。吴启刚发现乡里少数民族村民居多、青壮年很少，村民大都不会讲汉语、更看不懂汉字。
好在吴启刚会讲苗语，可以跟村民顺畅沟通。吴启刚从村干部入手，先请各村的村干部来听课。他和同事还发明了很多新的普法方式。每逢年底各村办春晚，吴启刚和其他律师要赶好几个场——这是村里少有的人数齐全的时候。贵州的乡村公路弯弯曲曲，为了赶时间，他们把汽车开得飞快，一停车，全车的律师跳下车就吐，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上台表演节目。这些平日总以严肃面目示人的律师，如今成了“村晚”舞台上的小品演员、相声大师、合唱队员。节目内容都是普及法律知识，村民看得津津有味。
按照计划，驻村律师每月应在乡里驻扎1周，帮村民解决各种法律问题，但日子久了，驻村律师的工作范畴已经远超起初的设想。
扫黑除恶工作开展后，从江县要求为每名被告都配备律师，但从江县的律师人手远远不够，吴启刚和律所同事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县里为每个案子提供1000元办案补贴，然而办理一起涉黑恶案件时，仅打印费就花了1万多元，全案的办案成本30多万元。
在3年多的驻村过程中，律师们也各自收获了异于往常的从业经验。
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启华在村里看到了“乡村治理逻辑”。有一起案子，被何启华称为“村里的典型案件”：两户人家调换过田地，后来为了一小块田地争执几年还没个结果，甲说那块地是自家秧田，不能换；乙说甲答应过把这块地换给他，而且这块地离乙家更近。两户人家都说对方口头同意这块地归自己。
在村里，农户私下调换土地很常见，因此引起的纠纷也不少。何启华最初凭经验认为这块土地应该归乙所有，而且就算是打官司，大概率也是把土地判给乙。但实地了解情况之后，何启华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那块20多平方米的土地被甲当作秧田，用于培育秧苗。在贵州农村，秧田极为宝贵，需要同时满足日照条件好、离水源近、土壤肥沃等几项条件。而乙打算在这块地里种蔬菜。
对于农民来说，用于生产粮食的秧田显然比菜地更重要。何启华提议保持秧田不变，为了让乙服气，他又提出了补偿方案：甲给乙一棵树，用来堆草。堆草的地方也因有讲究而不大好找：地面要平坦、干燥，树也要直。提出这项解决方案后，矛盾双方都表示认可。
何启华知道，这个案子必须调解，没有其他路可走，“不然两家人就会因此变成世仇，积怨还会传到后代”。何启华就曾见过这样的例子。作为律师，何启华以前认为打官司理所当然，但在村里工作这段时间，他发现打官司其实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双方的怨气还在，依然是不稳定因素，这时调解就显得尤为重要。驻村3年多，何启华学会了完全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看问题。
何启华定点帮扶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大塘镇是极贫乡镇，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乡里很多项目得以开工。何启华审查合同时发现，有不少项目已经开工，但并未经过合规的招投标流程。原来，乡里的工作人员认为完成项目是首要任务，流程问题则居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何启华使当地的工作流程变得规范。
以前村民遇到事情后，最先想到的解决途径就是去闹。何启华尝试教大家用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过去冷落他们的村民，如今常来询问他们某事合不合法。在定点帮扶村的村委会里，挂着驻村律师的手机号码。年轻人在外打工遇到问题，也会给律师打电话咨询。
贵州全省宣布脱贫后，基层依然存在许多实际困难。尽管为驻村付出了许多，何启华还是感到自己做得远远不够。
最近几年，贵阳市到从江县的高速路开通，吴启刚路上奔波的时间缩短到8个小时，还免去了以往的颠簸之苦。吴启刚说，尽管为期3年的法律援助精准扶贫项目已经结束，他和同事们还会继续去从江县提供法律服务，许多同事也期待踏上这趟艰辛的旅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通讯员 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