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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老街、一座古殿，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
这座富有特色的庭院式建筑，红墙碧瓦，青砖地面，时光的痕迹从这里走过，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94年前，寒气逼人的一月，株洲醴陵先农坛，即神农殿，这个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神庙里，闯进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蓝布长衫的“90后”青年。
醴陵市博物馆90后解说员刘晓讲述，史载，从湖南湘潭市一路赶来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顾不得一路辛劳，急着招呼当年湖南一师的同学、时任中共醴陵地执委书记罗学瓒与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提着装有笔记本的袋子，几位“90后”青年开启了一场关系到解决中国革命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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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的“三下乡”
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国运兴衰。近代以来，农民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量。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关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敏告诉记者，1927年1月4日，刚过了34岁生日的毛泽东之所以急着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是革命背景使然。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党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工人运动，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水口山工人罢工等，为后来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示范。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之后，当时的农民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但是一些军阀和农村的一些地主劣绅产生了恐慌，将此称之为‘痞子运动’。”李敏说，因此毛泽东决心到田间地头、农户乡舍去看个究竟。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信念之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湖南一党史研究者向记者讲述，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同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3个月后的1927年1月，毛泽东在29岁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湖南省）第一任书记戴述人陪同下，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及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而在株洲醴陵的8天，在毛泽东的调研行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
醴陵市博物馆的肖邦祥介绍，虽然深冬时节寒风凛冽，毛泽东仍在醴陵的先农坛、文庙、东富寺等地走访，并多次主持召开了农运干部的调查会议，了解农运情况。
红色真理从实践中来
进入先农坛大门右侧，这里保存着毛泽东所住房间的原貌，老式木床，长方形的黑色书桌，整个房间显得简单、朴素。刘晓说，1926年前后，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醴陵是湖南农运发展较快的县之一。北伐军取得醴陵“泗汾战役”的全胜后，醴陵农运迅速发展起来，会员增至20万人。但当时的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反对派和地主劣绅污蔑为“痞子运动”“糟得很”，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迁就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加以责难。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肖邦祥说，毛泽东带着这些疑问，到醴陵农村来寻找答案。
1927年1月28日晚上，毛泽东在先农坛正殿二楼召开全县农运干部调查会。留存至今的木质楼房里，复原了毛泽东当年开会时的摆设：房间摆着长条凳子，柱子上挂着马灯。因年代久远，墙上的红漆有一些脱落。
在先农坛居住的5天里，毛泽东深入县城，详细了解当地情况。2月1日，农历除夕，他顶着鹅毛大雪，步行15公里，到醴陵南乡的东富寺继续考察。
90后博物馆讲解员刘晓对目光敏锐的毛泽东满怀敬仰。“总能从变化和矛盾中看到更高远的地方。”她说，当毛泽东听闻有农民因赊欠谷物而被地主逼死的事例后，指出“要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情况，特别发掘这样苦大仇深的人加入农会，这样的群众积极性最高。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他还进而指出，“除了政治上的打击，还采取其他办法，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物价，不准囤积居奇等。从经济上予以限制。”
在县节孝祠、县总工会办公处，毛泽东得知当地工农武装一举攻破了县团防局后，非常高兴，指明要发展农民自己的武装，组建农民自卫军。“他在东富寺的戏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讲，以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农民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一个比方：东富寺的围墙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其中的沙子本来是散的，加上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了以后，用羊角耙都挖不进。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刘晓说，在醴陵考察期间，毛泽东还提出了革命最关键之处——解决土地问题，重新丈量后，把地主土地收集再均分。
通过在醴陵的实地考察，毛泽东获得了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同年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毛泽东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湖南农村：“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他阐明，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多方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所谓“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下称《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力证农民运动“好得很”！报告中提到和引用醴陵的事例有14处之多。经过这次考察，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国运兴衰的百年警示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1927年3月5日起，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时年28岁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对此著赞叹不已。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在国内，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刘晓介绍，史料载明，此后整个湖南农运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仅毛泽东考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几个县，农会会员骤增至46万余人。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醴陵当地，大批青年志士踊跃加入红军，截至新中国成立，牺牲的醴陵籍烈士有5万多人。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金龙撰文称，《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等，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更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
浩瀚的历史中，醴陵的农民运动史只是大潮中的惊天一浪，但对这段重要历史念念不忘的青年接踵而至。
让醴陵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廖志高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当年那段激情的历史，缅怀那些远逝的英魂。以红色为“魂”的组团游越来越火。
如今的先农坛一侧，一座青云桥将新旧城区连接。这座桥，连接的不仅是渌江两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更印刻了醴陵这个全国百强县腾飞的足迹。在新的历史时期，醴陵市结合传统产业优势，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特色之路。刚刚过去的2020年，醴陵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5%、6.5%。经济综合发展和基本竞争力实现“双进位”，分别名列全国百强县第45位、第64位。新时代醴陵儿女的满腔热情洒满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