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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被不同的记忆拽回到2020年的。
3年来第一次回家的留学生，上飞机前得知妈妈发烧住院了。之后的好几个星期，她都得不到妈妈的任何消息，只能在手机上看滚动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每天刷好几遍。她知道，那些确诊数字里有一个是妈妈。
没抢到回老家车票而留在武汉的外卖小哥，瞒着女友每天在外接单。疫情期间，他骑着车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送过餐、菜、药，最喜欢的还是帮人喂猫，他回不了家，但替别人回了家。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里，护士长已经至少20天没休息了。病人很多，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病床。她对着镜子剪了头发，然后给科室里几个留下来的年轻护士也剪了短发。他们守着楼，和病人一起等待增援。
这些武汉疫情中的故事，被写进一部声音剧里。剧里一共7个角色，此外还有被感染的母亲、在武汉一线的记者、值守社区的社工、外来援鄂的医生。
这部剧没有专业演员出演，每一个角色的故事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报名参加的普通人在台上读出来。从去年6月至今，这部剧演出了68场，一路从上海、长沙、深圳、天津，再到北京，共有476位观众作为演员参演。
剧的名字叫做《回家》。上过前线的医生，留着胡子略微发福的中年大叔，穿格子衬衫背书包的学生，拎着名牌手提包的年轻白领一一登台。最小的只有10多岁，年长的已70多岁。没有事先的排练，可无论是台上的人还是台下的人，多数时候，只要两三句台词开场，就进入情景，回到疫情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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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7把椅子围起来的一片安静小空间里展开。
台上的演员大部分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有人带着天南海北的口音，有人打了嗑巴，也有人突然哽咽到读不下去，平复了几分钟才终于继续。
舞台的灯光尽可能调暗，就连话筒也不用。45分钟的演出时间里，舞台全部交给普通人。观众报名参加演出，然后，他们随机抽签获取那个载有角色命运的信封，直到演出前才能打开。
艺名“水晶”的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是《回家》的戏剧构作、导演，她想出了这种设计。她说，这就像疫情面前每个人的状态，“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刻，每个人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定居武汉的谢亚鹏在深圳参与了演出，读剧时，他想到了自己。疫情暴发前他已订好回老家贵州某县的高铁票，回老家后，接触了不少亲朋好友。后来，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他一下变成老家最特殊的个体，“就像一颗原子弹在原地炸开”。
武汉的医生朋友半夜给他打来电话，医院的病床躺了很多人，没位置的就躺在通道里。好多人躲在办公室里偷偷地流泪，谢亚鹏和朋友两个人也对着电话哭了半小时。
谢亚鹏听说，一位中年女人和她的哥哥、父亲都被感染了。她没有中招的儿子辗转在各个医院，一一了解家人的病情。她的哥哥在外地发展，春节为了陪父亲才回到武汉。后来，哥哥和父亲不治离世。她康复后悔恨地说，真不该让哥哥回来，说着失声痛哭。
谢亚鹏的朋友里，有听闻疫情立刻赶赴一线的整形科年轻医生，也有人在基层工作，那些日子几乎无休。有时，他们会在打给谢亚鹏的电话里说，“自己又赚了一天活头”。
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记者章嘉骅在长沙参与了表演。他读的是外卖小哥的剧本。剧本里的外卖小哥穿梭在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上送餐、买菜、送药。送药的单子让外卖小哥很紧张，跑得飞快也觉得来不及。有时候一个药店没有，要去另外一个，经常跑三四个药店才能买到。
这让他想到武汉刚封城的时候， 他没防护用品，仅靠朋友捎回来的20个口罩生活。他听说，有人居家期间瘦了30斤，还有人因为害怕整晚失眠，单位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接。为了出去采访，单位给员工发了通行证。那天，食堂的超市被同事们搬空了。
作为武汉人，去年春节，他一个月没见过父亲。两人在不同小区，隔着30多公里，除夕那天，他坐下没多久，父亲自觉身体不舒服，让他“赶紧走”。
拿到单位的通行证出门工作那天，他顺便去看父亲。小区的大门被封，两人隔着高高的台阶远远相望。80多岁的老人独居，封城后没防护物资，章嘉骅扔给他一包口罩。
第一次外出，章嘉骅的车因为太久没开，电瓶没电，他只好骑上自行车出门，花了5小时骑行60多公里，碰到的人不超过10个。
他经过汉阳公园，原先那里总有人跳广场舞、下棋或打牌，还有票友唱楚剧。公园离户部巷小吃街和老商业街司门口不远，平日里外地游客很多。可在那些日子，一向热闹的街边冷冷清清，路旁码着成堆的共享单车。在安静的江滩口，有司机实在耐不住静默，按了几声喇叭。
他后来得知，自己有同事刚刚退休患了新冠肺炎，武汉解封后，对方去世的消息传来。一位年轻的女孩在社交网站上更新日记，她父母都因疫情离世，女孩的父亲也是他的同行。他认识的一位剧作家居住地附近有个老年文艺团，后来，12个人里只剩下了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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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页纸里，写下的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
比如，被安排到社区支援的基层工作者，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还常常被电话叫醒。除夕从家里饭桌上离开的援鄂医生，忙到忘了自己生日，却收到病人家属送来的蛋糕以及女儿拍手唱生日歌的视频。
这些片段不少源于生活。2020年年初，《回家》剧目的主创团队都被关在家里，他们决定写一个与疫情有关的故事。
水晶认识的一名记者身在前线，总发微博记录心情，她也跟着看那些只言片语，在脑海里拼凑对方的生活。她看电视，一位上海的年轻医生在酒店里疲惫地接受访问，记者问“疫情结束后想干吗”，他说就想平常地上一天班，平常地回到家里，平常地坐下跟女儿吃一顿饭。
她被那些小人物击中，决定写写生活中那些平常角色。
《回家》的编剧刘芯伶看过不少关于武汉的纪录片，也采访了自己在武汉的朋友黄丽峰。黄丽峰在湖北省文联工作，她春节去湖北某市农村的婆家过年，看着新闻里确诊人数上涨会突然哭出声来，她不敢晚上看新闻，否则会睡不着。
后来，她接到消息要下沉到村子里值守。有时值守点只有她一人，她搬来家里的椅子横在土路中央坐着，北风呼呼地吹。没有防护服，她穿一次性的雨衣把全身包起来。
她的工作从正月十五开始，持续了1个多月。3月底回到武汉，居家隔离14天后，黄丽峰从单位得知社区还需要人值守，她又加入队伍，赶往硚口某社区。
简易的棚子搭在小区门口，挂上红蓝条纹的塑料布，再找来砖块压住塑料布脚，勉强可以挡风。她和同事从社区办公室搬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拖到棚子里，几个人上岗了。
她和小区的保安共同为出行的居民量体温、做登记，有时也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给老人送东西，对康复回家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做回访。她教老人用智能手机，设置健康码，几天里来来回回讲上好几次——不少老人前一天学会了，第二天又忘了。
刘芯伶问黄丽峰怕不怕，她回答，没时间想怕不怕，只有夜里躺在床上才有空回想一天的经历，“那是后怕”。
在微博上，刘芯伶关注了不少“超话”，也帮忙转发过求助帖。她关注过一个人，曾为他父亲发过一条条求助消息。后来，他刚接到有空闲床位的电话，父亲就离世了。
有一天夜里，刘芯伶刷着微博，突然看见了那人发了一条动态，“爸爸，我想你了”。在发求助帖之前，那人发的微博寥寥可数，如今接连写下的零碎文字都与父亲有关。那是几个月后，他还没走出失去至亲的痛苦，但新发的动态已经没什么人评论了。
“疫情给个人的痛苦实在太重，也太长远了。”刘芯伶感慨。
他们没刻意地在剧本里设置泪点，不过，观众会在不同的地方自己开始崩盘。有时是开演两三分钟，就传来断断续续呜咽声；有时一场下来，中间总要停上好几次。在水晶的印象里，没一场演出冷场，也从未有观众提前退场。经常是活动链接发出不久，观众的预约就已满额。
一开始，演出结束，观众总是恋恋不舍地留在原地。有人举起手里的那页纸仔细端详，也有人三三两两地扎堆儿分享。主创们干脆设置了半小时的分享环节，让参演的、围观的观众都聊聊自己的体会。
一位前来看戏的中年男子表示，自己不在武汉，看着一线的消息，在家里也没少掉泪。一位年轻姑娘在一次演出中拿到护士长的角色，没开始演时已仰着头流泪。她说自己就是护士，曾报名加入第一批援鄂的队伍，遗憾没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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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戏里的角色和戏外的人生是重合的。
几名本就是护士的观众拿到了护士长的角色，也有记者碰巧读了记者的那段独白，参与演出的，还有在武汉做过疫情救援的人员、外出留学回国不久的年轻男女。
拿到患者剧本的滕岚，平日在北京一家医院做心理医生。疫情期间，她所在的医院并非定点医院，但也承担抗疫任务——这些医护人员要外出为社区居民做核酸检测，去隔离点当助手，在组建的发热门诊、用于核酸检测的PCR实验室中值守，包括最近的疫苗接种，一年里几乎都围着疫情转。
穿防护服，戴护目镜，握额温枪，她再熟悉不过。她习惯了晚上10点接到任务，第二天早晨8点直接到位。她加入一个又一个群里，有的任务她出过好几次。
2020年6月，她所在的医院第一次集体外出，为社区居民做检测。三伏天里，她和同事套着防护服一连工作两个多小时，还赶上了一场狂风暴雨。
在露天的广场上，雨水倾泻而下，他们把样本箱护在遮阳棚底下。水越积越多，压得棚顶快塌了，前来的居民和他们一起给棚顶排水，还帮着搬东西，有人早已完成检测，怎么都劝不走。
李欣曾朗读护士长的剧本。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首席主播，她负责的工作之一是播报新闻。2020年初的一天，她正报着数字，突然看到确诊人数大幅上涨，一下哽咽。
一位上海杨浦区援鄂医疗队的护士长和她讲，队里的护士去救一个年轻人，进手术室前，对方的手机响了，她帮他放到保鲜袋里装好。那个人死后，护士还一直帮他按着胸部，坚持一定要救他回来。保鲜袋里的手机屏幕一次次亮起来，没人知道那头有谁的牵挂。后来，这个故事也被写进了剧本里。
疫情之下，也有温暖的故事。章嘉骅朋友的亲戚封城时被困在广西，住酒店期间遇上一位湖南人，那人给他点了一桌菜，说湖北人今年不容易，尽量吃好点儿。
谢亚鹏曾一度自责。离开武汉前，没疫情的消息，他主持过几场上百人的活动，感染的风险不小。他试探地问老家和他接触的堂哥怪不怪自己，对方给出轻描淡写的答案，一家人不就该有难同当吗。
他的一位朋友患了新冠肺炎，所幸是轻症。在方舱医院里，这位患者遇见了来自内蒙古的援鄂医生，对方从病情登记卡上看到了两人同年，安慰患者别担心，“以后我们每年联系，都要好好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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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坦言，如今关于疫情的新闻仍在滚动更新，但自己不会每条都点开了。
对于疫情，所有人都在慢慢习惯，也因此慢慢改变。那位曾经发帖求助的博主，在父亲刚离开的那段日子，看见和父亲年纪相仿的身影，他总会禁不住鼻酸。他评价父亲“一辈子老实本分”，父亲这两年曾在建筑工地做工补贴家用，有一回被施工坠落的零件打破了脑袋，也只默默回家歇了几天，怕麻烦没找对方赔偿。
他最难过的是父亲没能跑赢时间，很快，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床位不再难求。如今，父亲离开已经11个月了，他尽力找回曾经的生活，给自己改了昵称“坚强如斯”。
黄丽峰撤出社区的那天正是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一，她就要回湖北省文联上班了。那天回家彻底地洗了澡，洗完所有的衣服，她和家人报了句“平安”。
她躺在沙发上看电影，慢悠悠地享受那个晚上，迟迟不舍得睡。她说，那是疫情暴发后她最轻松的时刻。
疫情后的第一次朋友聚会，谢亚鹏在举杯时说了两句话，“新年快乐”，还有“庆祝我们都还活着”。一桌人淡淡地讲起疫情初期的故事，有人眼眶含泪。
6月里连着3天，他做志愿者的武汉血液中心办活动，感谢疫情期间的无偿献血者，人们登船游长江。船上只有一个乐队演出，和观众隔着长长的距离。萨克斯吹起来，江边灯光闪烁，他才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活过来了。
他在这里读大学，最开始和多数外地人一样，嫌武汉夏天热，冬天冷，当地人说话太吵，交通过于狂野。后来，他发觉这座城市接地气，人直率，物价亲民，挺适合年轻人打拼。
他选择留下，在3年前买了房，和这座城市一起发展得越来越快——他看着积玉桥告别上了年头的老旧房屋，过江隧道、地铁在这里交会，路宽了，楼高了，车多了。光谷广场不再泥泞，修起国内最大单体钢结构公共艺术品“星河”转盘。
他在5月初回到武汉，出门时习惯揣上几个口罩、带一小瓶用于消毒的酒精。在他身边，有人坦然地谈论生死，也有人买起了各式各样的保险。谢亚鹏决定今年停工，他辞了职，把旅行列上计划，启程去了大理、丽江、广州和深圳。
章嘉骅手机里那个按居住单元建的群，慢慢不再活跃，但每隔一段时间，社区工作人员还是会发来最新的防疫政策。他和朋友们出门，发现小区里开始“鸟进人退”。他常去家附近的金银湖公园，春天已至，波斯菊铺满地面，零星的行人坐在自带的折叠椅上。
刚开心理热线那阵儿，滕岚接到的咨询电话总是充满恐慌。后来，话题围绕着长期居家带来的种种问题，有人濒临破产，也有徘徊不定的年轻人拨通这个号码说，自己一年多没回家了，每次打算出发都碰到疫情波动，老人生病很久，他纠结自己是否还要在北京坚守。
水晶承认，起码短时间内，疫情仍是困扰人们的现实问题，没人知道它会在哪一天突然消失。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剧会继续演下去。
剧本不对外公开，演出结束后，参与读剧的观众可以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页。他们还会收到一个小小的信封，那是一张来自武汉的明信片，盖着4月8日的邮戳——那一天，武汉正式解封，这是章嘉骅帮忙提供的。主创们还决定，2021年的这一天，会带着这部剧走进武汉。
章嘉骅在长沙参演的那一次，是解封后他第一次离开武汉。他读到快递员的那句话，“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一下子就空了，人呢？”想到自己在空荡荡的城市中骑车的时刻忍不住落泪。分享环节，他一张口又失声痛哭。一位长沙的观众随即站起来大声说，我代表长沙人给你一个拥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滕岚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