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在旧社会，安源煤矿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活最重、钱最少、生活最坏，苦得不得了。”一家几代都是煤矿工人的熊立纯谈及当年安源路矿工运时，忍不住叹息。当年，他的爷爷因瓦斯爆炸事故，死在了煤矿上。
到了熊立纯女儿一代，回顾那段历史时说，“相比过去，更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更多的安源青年是从历史书和纪念馆的文物中建立起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忆和思考的。
萍乡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里不乏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他们有的是背着相机一个人来的，有的是父母领着来的。在这段历史的开篇，馆内的讲解员会告诉他们，“安源是我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实践地，被誉为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从1921年到1930年，安源路矿工人革命斗争历时近10年，毛泽东同志更是10次来萍乡、8次来安源，亲手点燃了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火种。
小石子凝结在一块就不容易搬动了
安源路矿是株萍铁路和萍乡煤矿（现为安源煤矿）的合称，安源工人大多数是来自于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的破产农民，路矿两局工人最多时有1.3万多人。
萍乡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列大楼里有一处萍乡煤矿总井口——总平巷的复原陈列，参观者可以通过走进巷道，体验当年工人下矿井的感觉。据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馆长黄洋介绍，巷道内循环播放的10余个声音片段均在矿井中实地录制，井下的水滴声、挖煤声、拖煤车运转声，甚至连矿工的粗重喘息都十分清晰。
“工人们每天早上5点多顶着星星月亮下矿井，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动12个小时以上，晚上看着月亮出矿井”。萍乡市红色文化和党性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黄仂一直在研究安源革命斗争史。他说，作业时工人没有衣服穿，身上只围一块三尺长的布，这块布有包头、围身、洗澡等几种用途，渴了没有水喝，饿了只能吃发霉的食物，身体遭到严重摧残。
据1918年统计，工人中患矽肺、肠胃等病的有90％以上。有的巷道非常矮小，工人只能侧躺着挖煤，挖出来的煤全靠人工拖运。工人嘴里衔着一盏小油灯，爬在地上将两三百斤重的煤拖运出来。且井下安全设备极差，经常发生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工人生命毫无保障。
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斗争。从1901年到1919年，安源工人先后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自发斗争，但是，由于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
90后讲解员杨凤说，毛泽东第一次来安源考察就下到矿井与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用浅显易懂的比方，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启发工人受苦不是什么命中注定，而是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结果，工人们的团结就好比把许多小石子凝结在一块，就不容易搬动了。
1922年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召开党支部会议，作出了立即组织路矿两局工人大罢工的决定。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震憾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人经济组织
罢工持续了几天，安源路矿当局仍拒不接受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并想尽种种诡计破坏罢工，但均遭失败，无奈之下路矿当局决定与工人俱乐部谈判。9月16日上午，俱乐部委派刘少奇作为全权代表来到萍乡煤矿总公事房进行谈判。
历史上，刘少奇和路矿当局的这次谈判，为大罢工的胜利和《十三条协议》的签订奠定了基础。
在黄仂看来，《十三条协议》的签订一定程度上为安源工人在政治、经济方面争取了利益。不过罢工成功后工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大的提升。
“薪水不高是因为兑换难，工人每兑换一次就受一次剥削。”黄仂提及之处，在《李立三回忆安源工人学校、消费合作社和大罢工》一文中也有相关印证。
李立三指出，当时工人受商人的剥削最重要的是银元换铜元，1块银元应当换280枚铜元，但在每次发工资时，1块银元只能换到260枚铜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老后街的门市开张营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人经济组织。
合作社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铜元票、纸币，进行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和对股份制的最初的有益尝试。消费合作社还成立了兑换股，可兑换银元、铜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储蓄金融机构。
《合作社招股简章》中就有股票认购相关规定：每股洋五角，共招两万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元以下者，劝认一股；9元以上者，劝认两股；多认者听便。
股票认购既讲效率更讲公平。“月工资大于10元的最多只能认购6股，月工资在10元以内的可以认购4股，之间只差了两股。”黄仂介绍，工人集股后，每人发放一张购物证，凭证到商店可买便宜东西，如果没有凭证，价钱和市面上一样。
黄仂说，“消费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它的建立和营作，既减轻了工人的经济生活压力，有利地团结工人，又培养了一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优秀干部。
工运期间的廉政建设实践
萍乡市安源区牛角坡52号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时的旧址。1922年5月1日，300多名俱乐部部员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向社会各界宣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正式成立。
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迅速壮大，成员从700多人增长到1.3万多人，并在湘东、株洲、醴陵、紫家冲设立了4个分部。除了安源路矿当局每月支付给俱乐部的津贴费，成员上缴的部员费也急剧增加，加上，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等内部机构的相继设立，俱乐部常设办事机构主任团的权力越来越大。一段时间里，工人干部官僚习气渐盛，导致管理失职，内部出现腐化现象。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和俱乐部会计股当时是贪腐问题的重灾区。合作社没有统一的账本，导致管理混乱、账目不清，以至于服物股经理陈梅生贪污千余元公款，从总经理至职员都毫无察觉。
1924年5月14日的《安源地方报告》中曾对合作社服物股经理陈梅生贪污公款一事进行点名。认为这是“合作社最大的错误”。一些俱乐部的负责人和代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挤占公款、借款不还、拖欠公款等问题。
于是俱乐部在刘少奇 、李立三、毛泽民、朱少连的领导和主持下，从1923年7月至1924年年底, 集中开展了整顿作风与惩处腐败相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
这项工作首先是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的。只讲问题、短处，不讲优点、长处是第一原则。
刘少奇首先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对自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他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自我批评的内容，“做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对工友的交际和谈说，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
自我亮剑后，刘少奇还对主任团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朱少连、余江涛、陆沉等存在的问题逐个进行尖锐的批评。“整个过程火药味十足，让人红脸出汗。”黄仂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最早召开的组织生活会”。
俱乐部的制度建设也提上日程。俱乐部充实和完善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并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出台了中共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份反腐肃贪文件《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
与此同时，工人俱乐部将内部各股改为委员会，对重大事项实行专题报告制，建造讲演厅时，成立了建筑委员会，建筑委员会须定期向俱乐部主任团汇报工程经费开支方面的情况。对财务状况实行公开制度，每项收支情况由经济委员会写出报告，并向最高代表大会汇报。
针对“问题”最多的消费合作社，毛泽民领导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公约对进货、定价、来客接待、员工聘用等问题都有细致规定，如规定“各股经理有管理各股营业全权，但进货及定价须先与总经理商妥办理。”对营业员的聘用，规定“须有二人负责之介绍信，并须得到俱乐部主任团之同意，经二月之试验合格，始得正式聘请；辞去时亦须得主任团之同意。”对合作社的来客接待，规定分公私两类，在住宿天数、用餐审批、接待方式等方面作出具体明了的规定。
“安源路矿工运期间的廉政建设实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先河，这也正说明了我们党从建党之初就是和腐败水火不相容的。”黄仂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