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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陈钢有40多年都埋首在这段历史烟海里——他是井冈山研究中心的教授，也是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他几乎对家乡的每条路、每间房屋的故事如数家珍。有关中国革命探索新道路的故事，他已经写下400多万字的书稿。
陈钢始终记得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中描摹的图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革命高潮，而为之铺垫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低谷中不断开辟新路的曲折探索。
枪杆子里出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陈钢说，南昌工农运动高涨，有坚实的革命基础。当时城中守敌只有6000余人，起义部队有两万余人，而且，南昌只有一条南浔铁路，起义后敌军增援无法及时赶到。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赶到南昌，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在江西大旅社组成前敌委员会共商起义大计，他们将起义时间定为8月1日凌晨4点。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甘婧在讲述那段历史时解释，江西大旅社地处南昌市中心最繁华地区，有利于掩护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于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投敌叛变，起义提前两个小时，改为凌晨两点。
如今，在南昌和九江之间的要道，竖琴一般的涂家埠铁桥依然伫立江上。武装斗争的前奏曲，正是从这里响到南昌城内。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也称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南昌起义竖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八七会议后的8月9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同时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在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写的诗词里，处处透露着革命队伍必胜的信心。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保存的秋收起义的梭镖头上，也刻着“革命成功万岁”。
这支由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确立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竖起了镰刀斧头的旗帜。
1927年9月8日起，湘赣边界各地工农武装纷纷举行暴动。然而结果却是3个团全部受挫，人员损失大半。
“毛泽东已经感觉到攻打城市，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陈钢说。
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举行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关部队的行军方向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师长余洒度坚持向长沙进攻。毛泽东认为，应取消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沿湘赣边界经萍乡退往湘南。总指挥卢德铭站出来，支持了毛泽东的决定。
向农村进军这一转变，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也为“建立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战略点燃了星星之火。
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毛泽东领导下对部队进行改编，将一个师编为一个团，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师1团；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
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师1团特务连党代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荣恒曾回忆说，整编后的军队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灰心动摇，少数人已不告而别。如果不迅速处理，势必动摇军心。毛泽东根据自愿，要走的就发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这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罗荣恒看来，如果不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
敢闯新路，一轮红日喷薄待出
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陈钢把“上山”总结为“坚定信念，敢闯新路”，这也是流传至今的井冈山精神。
部队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根据地逐渐壮大。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
红四军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围剿”，使根据地日益壮大，并逐渐迎来全盛时期。
1929年年初，红四军主力转战，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元旦，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致信毛泽东，信中主张大敌当前，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找出路。信中透露着消极情绪，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
实际上，早在1929年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他想借回复林彪来信的机会，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清除这种情绪。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写下一封长信。他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如信所言，不到两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
1965年，毛泽东在阔别38年后重上井冈山，他感慨道，“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 记者 陈卓琼 王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