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2月26日元宵节晚上，李红玲送完当天最后一份订单，比往日提前一小时下班回到家，约好相聚的老乡已经吃过一轮。大家习惯了她迟到，李红玲总叫大家先吃。李红玲的丈夫也时常抱怨她“钱挣不完”。
在数万名穿行在城市的骑手中，今年37岁的李红玲不是特别的一个。和很多人一样，她干过很多职业，比如快递、家政，还开过包子铺，但现在，她成了一名买菜女骑手。没别的原因，为了让农村老家的父母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什么赚得多她就做什么。
在这个卖体力的行业，女性很少。李红玲所在的骑手站，女性只占10%，但她不想让性别影响工作。面对这个陌生城市，李红玲有求必应，碰上几十公斤重的订单也提着、扛着就往小区里冲，不用小推车，因为觉得没有自己跑着快。送外卖不到两年，她瘦了40斤，皮肤晒得黝黑。过年回村，邻居都认不出她了，悄悄拉住她丈夫问，“你啥时候换了个老婆？”
李红玲是出了名的“单王”。在她工作的平台，她每个月的送单量基本都在北京排前三。一天送单时，她小声算着自己当天跑了93单，同在电梯里身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其他骑手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你说多少？”一个可供对比的数据是，在李红玲供职的骑手站，骑手工作量达标的标准为一天20单。
李红玲工作时穿着平台提供的统一制服，外表上唯一能透露性别的，只有头盔下露出的一小绺长发。一次她摘下头盔透透汗，有男同事吓了一跳，怎么是个女的？但也是这个“女的”，连同许多和她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无人知晓姓名的普通人，承担起了人口超2000万的北京日常所需的种种服务。在这个号召“就地过年”的特殊的春节，他们也选择了留守。除夕这天，李红玲送出了约500公斤的食材，包括5条活鱼——中国人过年讲究“年年有鱼”，活鱼的兆头更吉祥。
不过，鱼儿没有游上她家的年夜饭桌。和往常一样，夜里10点结束工作后，她回到东五环城中村里8平方米的平房，打开折叠桌，搬出小椅子，和几个同行老乡吃了一顿简单的、属于自己的年夜饭。干杯时有人没喝酒，因为第二天早上6点半，他们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供养城市里的无数个胃。
李红玲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平台规定的工作时间到晚上8点，但她总要送到站里没有订单才回家。只要在北京，李红玲天天如此，她自嘲唯一的娱乐是“看遍沿途风景”，这意味着每天跑空两块电动车电池，骑行超过150公里，微信步数好几万，3个月不到穿坏一双鞋。有时下班后回到出租屋，她吃着饭就睡着了，碗都摔了好几个。
李红玲和丈夫租住的房间里没有厕所，开间里放下高低床、冰箱、衣柜和小折叠桌后几乎没有下脚的位置，也没有什么家乡的痕迹。李红玲和许多外来务工的同行一样，不觉得自己属于这座买不起房、家人难以团聚的城市——尽管他们可以仅凭一条地址就找到任意一家，知晓通往那里最快的“捷径”，熟悉每一条街道的模样。
除夕之夜的回家路上，不时有烟火在繁密的鞭炮声里升空，在李红玲的头盔上映出斑斓的光。路灯和车灯打在她身上，影子伸长又缩短，缩短又伸长，她又想起家里的两个儿子。
李红玲来自河北邢台柏乡县固城店镇城阳村。那是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子，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李红玲把两个儿子都送到县城读书。一家老小的生计都依靠李红玲两口子在北京当骑手的收入。他们在县城买的新房刚装修好，身上还担着房贷，李红玲希望再给儿子们挣出房子，好娶媳妇。只是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要再跑多久，不知道这份工作还能做多久，不知道如果做骑手不赚钱了，自己还能在北京做什么。
她只能尽可能的多送单。下午2点到4点订单少，其他骑手嫌跑一趟赚得少，往往在这个时间吃饭、休息，或者聚在一起打游戏、刷抖音，李红玲就把单都接过来。她总是盯着提示新订单的屏幕，等单的间隙还要跑步就近送一两单，不管重量和数量。她的肩上背着家，什么都不算重了。
对李红玲来说，这个年与平常日子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意料之外的善意。她早习惯了冰冷的防盗门后冰冷的脸，把“抱歉”挂在嘴边，与规矩繁多的保安和前台交涉。但除夕这天，她收到了来自客户的25句新年快乐、两个橘子和几捧糖果。过年期间订单多，有的超时了，李红玲也没有收到任何投诉或退单，顾客都不住地道谢，说能送就很好了。
她还有同事收到了老人追到电梯口送来的红包，那个久不用现金的中年骑手感觉像收到了压岁钱。一名外卖骑手，在接近零点送完最后一单后，被同龄的顾客邀请一起吃年夜饭。还有一名骑手给仍在写字楼里加班的人送去饺子后，感慨有人和自己一样过年不休息，也惊讶这几位城市白领的年夜饭竟也只是一份外卖水饺。
元宵节这天晚上，李红玲端着碗吃起当天的第一顿正餐，心里想着，离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天。她早就计划3月1日回家，趁孩子们开学前能陪陪他们，再休息几天，好开始新一年的骑手生活，继续穿行在水泥森林之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