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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中国再一次为科学家鼓与呼，为他们“松绑”“减负”。
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话音刚落，会场响起阵阵掌声。
列席大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听到这些话一个劲儿地鼓掌，“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这些话说到了他的“心坎儿”上。
“科学家尤其是青年科学家，太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了。”袁亚湘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就当前来看，我国科技教育界的青年科技人员受到一些不合理的定量考核指标压力，不利于他们安心工作。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杂务众多
“不是在写基金报项目，就是在跑经费拉关系的路上。”这句话曾一度被认为是部分科学家的日常写照；评估、汇报、奖励等科研之外的杂务众多，也备受诟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复全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就要给科技工作者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把他们从繁琐考评和项目申报等事务中解放出来。
2017年，中国青年报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科研或实验工作之外，青年科研人员花在“跑项目”上的时间最多。调查显示，66.7%的人把科研或实验之外的时间花在了争取申报项目经费上。
40岁的中科院青年科学家杨晓帆（化名）是这份调查的受访者之一，如今三四年过去了，他告诉记者，这种现象依然没有太大改观。
在当年的调查中，有青年科研人员提出“管理制度要‘松绑’”建议和希望：“简化报销手续，简化科研管理流程，减少无效的各种报表、文件”“允许项目雇佣秘书，减少行政财务等负担占用科研时间”，等等。
杨晓帆告诉记者，身边有一些30岁出头的年轻科学家，处在最为黄金的科研年龄，却经常疲于参评或者受评，挤占了科研时间，某种意义上离实验室渐行渐远。
为此，他只要碰到大大小小的领导便呼吁：要为科学家“减负”，把时间还给科学家！
2018年，杨晓帆所在的研究所迎来一项“放管服”改革，引发关注。改革措施比较多，其中最受科学家期待的是：凡是在中科院获得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资助的科学家，每年只需要“简单地填写一张表格”，而不必再有其他过多的立项环节。
“我们曾经调侃‘不是在参加评审，就是在参加评审的路上’‘不是在汇报，就是在汇报的路上’，但从这个政策出台后，往汇报会场跑的次数确实少了一些。”杨晓帆告诉记者。
说完，他很快补了一句，“只是少了一些，但还是比较费精力”。
在杨晓帆看来，诸如申请项目、参加评审等杂务之所以还会占用大量时间，根子还在于稳定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太少。
“如果科研经费充足，大家安心钻研，没人会自寻‘烦恼’，也有底气拒绝‘杂务’。”杨晓帆说。
这也是为何方复全在希望给予科学家更多时间的同时，也呼吁政府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未来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杨晓帆说，希望科技经费的“大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能给基础研究的投入经费多切一些。
“工分”考核
除了经费申请、项目评审，青年科学家还面临着论文发表、续聘升职等在内的其他压力，在袁亚湘看来，有的压力是科研过程中的正常压力，而有的则是不合理的科研管理制度造成的不必要负担。
比如，一些用人单位对刚刚入职的青年科技人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为了追求科研产出，给科技人员压任务、定指标——
有的高校要求新入职的教师签订“军令状”，规定其在3年内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其中SCI检索高分区文章若干篇，以及必须申请到相关级别的基金等。
还有的单位对科技人员续聘、升职等也设立了“高规门槛”，比如1区文章几篇、申请科研经费数额几何，等等。
“这种算‘工分’的做法显然不是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做法，也不符合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规律。”袁亚湘说，这种“工分”式考核标准，错误地导向青年科技工作者急功近利、过于追求数量。
他用了3个“不利于”来谈这种“工分”考核的后果：不利于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默默奉献，不利于青年科技人员的健康成长，不利于他们系好科研生涯中的第一颗“纽扣”。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袁亚湘就此提出专门的提案并建议：禁止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对聘用的青年科技人员设定一些不合理的定量考核指标——比如发表文章数。
他还建议，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参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终生教职制度，给予新招聘的青年科技人员相对长的初始聘期——比如6年，让他们在初始聘期内拥有宽松的、安心工作的科研环境。对青年科技人员初始聘期结束后，可参照国际通行的终生教职评审方式决定是否续聘。
在袁亚湘看来，不解除那些压在青年科技人员身上的沉重压力、不废除那些强加给他们的“契约”、不取消那些导致他们去追求“短平快”的规定，青年科技人员就难以健康成长，科技界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就无法根除。
“在缺乏良好科研环境的前提下，国内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很难安心、潜心、舒心研究重大问题和原创性的科学问题。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良性发展。”袁亚湘再一次强调。
期待落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发现，在“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前，过去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从不同角度要求给予科学家更为宽松的科研环境——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2017年提出“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2018年提出“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止；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2019年提出“大力简除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2020年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可见国家对给科学家‘减负’、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潜能的问题有多重视！”袁亚湘说。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些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意见、要求能够早一点细化、快一点落地。
2016年，一项有关科研人员出国政策“变脸”的新闻引发科技界热议。在这项新政策出台之前，对一些身兼行政职务的科学家来说，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有时成了一种“奢望”——他们的出国天数、次数以及经费，要按照行政公务人员的标准来限制。
在此之前的一次两会上，袁亚湘和他所在的科协界别另外30多位委员，联名写了一份提案，呼吁不要把科技工作者进行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的经费视作“三公”经费去限制。
两年后，问题有了反馈。
袁亚湘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没想到3月两会开完，5月份科研人员出国管理新规定的文件就印发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孟洛明说，随着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抓得越来越紧，一些政策的落地确实比之前快多了。比如，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的“包干制”，自从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后，已经推行了一些试点，免去很多“盖章、填表、报材料”的琐碎杂务，受到科研人员的欢迎。
“相应地，现有的经费管理虽经多次简化，但仍是科研人员诸多烦恼中的最大烦恼，也是各级管理部门头痛的事项。”孟洛明说。
他因此希望，政策试点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在基础研究领域，加大推广经费使用“包干制”，从而减轻科研人员的烦恼，潜心向学。
袁亚湘说，科技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竞争。我国正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 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是实现科技强国梦的关键。
这支队伍的主力军，正是广大青年科技人员。
在各方都迫切希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今天，袁亚湘更希望相关管理者能够“慢下来”，他希望各部门、各用人单位能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落地，给科研人员“再松绑”“再减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