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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不仅以其空前的规模载入党的史册，更以其通过上下通气和上下互动的讨论来解决现实难题、总结工作经验而启示后人。
最初目的：反对分散主义，解决粮食紧缺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各方面的调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开始有了转变，但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961年，粮食产量比1960年仍在下降，大大低于1958年。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粮食征购任务的20%，京津沪等大城市随时面临断粮危险，这是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全国范围来看，城乡居民人均粮、油、布的消费量，在1959、1960、1961年连年下降，人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在思想上存在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此前在调整和制定经济计划时，已经出现中央指示落实不畅的情况，不少地区和部门强调局部利益。面对这种形势，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种种疑问和分歧。对于调整，有些人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对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深刻认识，想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跃进”；也有一些人在严重困难面前信心不足，怨天尤人；还有一些干部和党员虽然认为应该调整，但怕被说成否定“三面红旗”，被打成“右倾”，所以持观望态度，执行调整方针时踌躇不前。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加以解决。
面对实际困难，特别是粮食紧缺和征购不足，中南局书记陶铸建议，请全国的地委书记都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中央同意了陶铸的提议，决定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和一些重要厂矿、军队的负责干部也请来，这样会议规模就达到了7118人。
历经转变：报告莫衷一是，会议充分讨论
七千人大会的前一阶段是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出现了“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的情况。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认识，今后的工作怎么做，党内思想认识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报告拿到大会上宣读，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毛泽东提出：报告直接印发大会，以组（省）为单位讨论3天，先听取意见，再正式宣读。
报告发到与会者手中，果然议论纷纷、各种意见都有。有的说报告把形势讲得漆黑一团，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有的说缺点错误讲得还不够；有的对“三面红旗”充分肯定，也有的提出质疑。
3天后，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延长会期，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继续讨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到24日，对报告整整讨论了14天，一直到27日，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作为大会正式文件通过。
这个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列举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之后，指出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一）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会议收到很好的效果，许多与会者认为讲得深、讲得透，说出了自己几年来想说的心里话，大家都相当满意。
延长会期：充分发扬民主，提意见讲真话
会议原定修改通过书面报告之后即结束，不少人反映会议时间太短，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召集的这个会议上讲出来。在大会讨论中央报告的时候，地、县两级干部也想结合本地实际给省委提意见。毛泽东提议再次延长会期，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一倡议立刻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由此大会进入第二阶段，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区、市）党委提意见。
会期延长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当着7000多名各级干部，首先作自我批评，对经济工作，他说自己懂得不多，然后从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讲起。他以古喻今，说刘邦因让人讲话，而得天下；项羽因专断而“霸王别姬”。“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的讲话给各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很大的震撼。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朱德在山东组全体会上讲了纠正“左”的偏向问题，陈云在大会结束后的陕西组全体干部会上讲了党内民主生活问题。
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顾虑，勇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在一些省份的分组讨论中，与会者面对面地向主要负责人提出尖锐批评，直抒己见；一些被批评者也坦诚接受，恳切道歉，真诚地作自我批评。看起来是人人担担子，实际上是层层放担子，大会达到了出气、满意的效果。“出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
团结奋进：鼓舞全党斗志，开启全面调整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虽然会议仍肯定“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于1962年2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对形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当前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所作的估计要严重，必须有一个恢复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地大幅度调整。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后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经济工作。1962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作出了大刀阔斧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部署。
七千人大会后，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加快了步伐。3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七千人大会情况。接着，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对政府工作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责任、自觉检讨错误，体现了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此后，中央还在四五月间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对几年来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检查和纠正。
党中央还釆取重要步骤，对1957年以来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偏差进行不同程度的纠正。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到1962年8月，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得到平反。
由于中央的决心大，工作力度强，措施切实果断，到1962年年底，我国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状况开始好转。七千人大会带来了全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团结奋进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七千人大会虽然已经过去近60年，但这次会议留下的“解决难题，通气互动；总结经验，具体深入；发扬民主，形成共识；贯彻实践，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体悟力行。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王玉如 张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