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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115首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轰动了全国。当读者拨打诗抄后面留下的电话号码联系编辑“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电话响了。
“童怀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由北二外汉语教研室16名教师组成的小组，汪文风是其中一员，也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之一。
汪文风回忆，那几天，他负责的汉语教研室，22人中有十八九人去了天安门。大家写诗、抄诗、藏诗。之后“四人帮”追查“反动诗词”时，抄录的部分副件按规定上交，而大部分原件被藏进蜂窝煤炉的夹层、被塑料纸包好埋进花盆、卷进棉线团。
在天安门事件被错误认定为“反革命事件”后，汪文风的同事李先辉来找他，讲到自己写过的一首诗被传抄无数。他说自己做好准备被捕、坐牢、枪决。二人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又在大操场走了一大圈。汪文风告诉李先辉，“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
愤怒的诗人等到了诗歌重见天日的时候。“四人帮”倒台后，虽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仍在进行，但教研室的老师们决定冒险一搏，出版被藏匿的天安门诗词，由教研室内老师自愿参加，出版的名义就是大家共同商议的名字，“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之意。“童”也由最初的“佟”改为更通俗的“童”。
汪文风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还加上了另一层意思：“无论我们年纪多大，在周总理眼里始终是个儿童。”
“童怀周”要出版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并不容易，迫于政治压力，原先答应帮忙的单位中途退出，终于能够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发排后，又因缺纸四处筹借。这本地下出版物的铅字版最终出版，“童怀周”小组成员之一白晓朗却因张贴呼吁邓小平复出的中字报被拘捕。100天后，白被释放，公安部还将过去收集来的天安门事件的“罪证”——另外900多首诗也交给了“童怀周”。后来再版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中，诗歌数量超过千首。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汪文风被选为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他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与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常委曹瑛一起，负责审理“四人帮”集团问题。
这个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工作、调查过国民党特务的老党员，在审讯时不断打磨策略。江青后来说他是“笑面虎”，看着和颜悦色，却是“邓小平最凶恶的刽子手”。审讯张春桥时，他突然发问：“你们几个打算把邓小平、周恩来拱倒后，让谁来当总理？”张春桥回答道：“是我。”汪文风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把最重要的事交待了，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直到退休后，汪文风都觉得自己干得漂亮。
而审讯“四人帮”的那段时间，“童怀周”仍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相关书目，在了解书目内容后，税务机关免收了他们的税。汪文风回忆，工本费里余下的两三万元，他们全部交给了学校的财务部门，小组的每个同志获赠一部《辞海》，作为对大家辛勤工作、搬运扛抬的酬谢。
此后，闻名海内外的“童怀周”没再出版书籍，而汪文风一直在做纪检工作，直至1992年从中央纪委退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