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人员何训祥并不知道他所服务的会议将给中国带来什么。直到后来,当他远在河南扶沟的父老乡亲开始包产到户,天天吃白面、经常买猪肉吃,他才意识到,百姓真要过上好日子了。
1976年,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农民年人均收人只有86元。粮食调出变为调入,有的省调红薯干给四川,夹了一张条子,写着:送给懒汉吃。
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杜星垣回忆,四川不少地区都是“望天田”,靠天吃饭。后来在全国相对较早地开始了农业改革:把人民公社的权力逐级下放,实行以最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当然,这些都没有上报中央,但已经开始冲破“两个凡是”。
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看来,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包产到户,正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万里认为,凡是生产增长年代,都是工作比较实事求是,执行政策比较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时候。
安徽肥西和凤阳提前实行包产到户,让广大农民尝到了甜头。1980年,邓小平热情赞扬安徽的包产到户,后来到四川视察,带来安徽改革的“六条”,这“六条”在四川很快就发展成为“十二条”。邓小平肯定了四川的工作,还鼓励说:“你们的胆子还要再大些。”后来,包产到户的浪潮席卷全国,中国农民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习仲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之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和外贸出口工业,加强与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
第二年4月,习仲勋再次提出“改革开放,广东可先走一步”的设想。邓小平十分赞同并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有人统计,那时,广东省宝安县一个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年能挣约2400元人民币。
如今,宝安县化身深圳经济特区,从边陲小镇崛起为国际大都市,在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现代化的奇迹。而这些奇迹的起点,都始于1978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