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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83年，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每4辆汽车里，就有一辆车装着万向公司的万向节。这一年3月20日，鲁冠球用价值两万多元的花木做抵押，与乡里签订了一份公社万向节厂承包合同，成为个人承包乡镇企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打开了一扇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窗口。
从浙江杭州萧山起步，凭借机制灵活和技术优势，鲁冠球一路把小小的汽车零配件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他带领万向集团迈出的每一步，都踏上了时代脉搏。这位“从田野走向世界的中国农民的儿子”或许想不到，4年后的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乡镇企业年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出现历史性变化。
党的十二大，成为中国历史性的转折起点，改革开放由此全面展开。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也随之迈出改革步伐。一切都充满着火热的希望和新生的力量。
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呈现的新局面，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在鲁冠球所代表的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之时，400多公里外的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裁缝出身的厂长步鑫生，喊出“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的惊人之语。他带领小厂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针对当时企业管理现状与僵化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尽管伴随着争议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步鑫生的大胆改革与探索，为刚起步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场市场经济萌动的冲击波。
在农村改革推动下，城市改革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经济体制深层次的弊端亟待破除。
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和省长发出一封公开信，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希望给与企业必要的人事权、财权和自主经营权。这封公开信引发强烈震动，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一系列重要论断，阐明了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全新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迈进。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打破了，被“大锅饭”束缚了30年的首钢沸腾了。这家北洋政府时期开办的老国企重新焕发青春，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像一颗定心丸，把首钢带上了一条中国工业发展的改革之路。
“松绑”后的国有企业开始焕发生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也在蒸蒸日上。安徽芜湖个体经营者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生意越做越火，到1982年，他的工厂已经雇佣100多人，远远超过当时个体户雇工8人以下的界限。在当时个体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迅速、最具活力的浙江温州，1985年全市登记发证的个体工商户超过13万，家庭作坊遍布全区，温州人生产的皮鞋、眼镜、阀门、打火机、服装、文具笔、印刷品、锁具、变压器一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鞋王”“笔王”“锁王”等一批私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
1984年，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我们下海吧。”这一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一时间诞生了许多声名鹊起的公司。1984年，40岁的柳传志“下海”创业联想，当时中关村已有40家科技企业，北京“电子一条街”日渐繁盛。1984年12月，35岁的张瑞敏临危受命，出任当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他制定了海尔的名牌发展战略。面对有质量缺陷的76台冰箱，他一声令下，在工人们的泪水中悉数砸毁。如今海尔成为声名远播的跨国公司。现在回头看，1982年9月——近40年前那个不平凡的秋天，原来是太多创造和新生的起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