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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计划”的全称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脑体收入倒挂人们戏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同时期的很多国家，却在砸下巨额资金，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先机。1983年美国率先推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制定“高科技发展纲要”、法国及西欧推出尤里卡计划，日本也出台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
中国怎么办？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观点是，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推崇“拿来主义”，毕竟当时中国还很穷，发展有轻重缓急，科技方面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了经济实力，直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他们非常着急，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给中央写信。1986年3月3日，4位科学家递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份报告很快呈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两天后作出批示。他指示：“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全国200多位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于1986年11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前沿技术研究发展为重点。因该报告提交时间是1986年3月，所以又叫“863计划”。朱光亚是“863计划”的总负责人，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这个计划当时选择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7个领域，确立了15个主题项目作为突破重点，以追踪世界先进水平。
今天让中国人骄傲的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北斗、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药物、新材料等一大批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都受益于“863计划”。
而在当时，还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方方面面都需要钱，能递交这个报告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王大珩执笔起草时，陈芳允打了一个比方：国家与小家一样，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必须要花的，“涉及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
所以，他们在信中只提出要一到两个亿元人民币，还解释，这相当于美国同期投资的千分之一二。在信的最后一段，他们明显怕给中央出难题，写道：“我们寄希望于能从国家节约中的一部分来支持这项费用（例如少进口一些小轿车或者减少运输包装损耗）。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事关我国今后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国防方面能否进入世界前列的问题，特此报告。”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才约2000亿元。这在当时粮票尚未完全取消的中国不啻为天文数字。阻力很大。王大珩曾表示，担心这个计划推进不下去。
1991年，邓小平又挥笔为“863计划”工作会议写下了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王大珩这样给大家做政策解读：邓小平同志提的产业化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不只办工厂才是产业化，产业化里应当包括技术上的现代化或改造。此外，公益事业上的现代化也要靠高技术支撑，比如环境污染、防灾问题，这些问题在高技术方面也是产业化。产业化是靠全民来工作的，而不只是办工厂。
“863计划”的实施，是中国共产党科教兴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吃水不忘挖井人”，当享受着今天的科技繁荣时，我们要致敬小平同志的果断决策，也不能忘了这份报告的起草人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院士。
如今，习近平同志寄望院士时谈道：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中国在任何时期都需要这样的战略科学家。
不过，王大珩曾谦虚地说：“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