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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口述：东北大学支教学生 霍佳锐
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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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霍佳锐，是东北大学第二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2020年7月，我来到有着“千年茶乡”美誉的云南省昌宁县支教。
从东北到西南跨越3500公里，山川如画，我却来不及欣赏。到达支教地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第一项工作。时值暑假，昌宁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免费开办了兴趣培养班，孩子们都已入学，可缺少一位口才老师。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主动报了名。
第一节课，孩子们听得很认真。也许是担心普通话不够标准，孩子们发言时显得很害羞。于是我对孩子们说：“普通话好并不意味着口才好，夹杂着一点方言的普通话也很美，前提是你的听众能够理解。不过老师不懂这里的方言，所以大家试着用普通话来解释方言吧！”
课堂气氛逐渐活跃，孩子们的语言充满奇思妙想。几次课下来，孩子们渐渐变得自信。
一天课间休息，苗族女孩鸿媚问我：“老师，你有没有坐过儿童公园的小火车？”她递给我一本儿童诗集，书页上是一首描写少先号小火车的诗歌。那是中国第一列由儿童运营的小火车，承载着几代哈尔滨人的记忆，也是我儿时最美的回忆。而这列小火车，竟跨过数十载光阴、几千里山河，成了我和鸿媚共同的童年记忆。
那节课，我给孩子们讲了很多故事，孩子们也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听。班上的“大姐”阿敏今年15岁，她最喜欢爬山里的古茶树，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县城的风景；能歌善舞的小黎今年9岁，她想和姐姐一样到大城市闯荡；7岁的官贤是个不太爱说话的男孩子，他每周最期待的，就是远在昆明的爸爸妈妈打来的电话……
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最后一课，正赶上彝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那一天下课后，我和孩子、家长以及研支团的队友一同前去。10米高的火把点亮了夜空，身穿各色民族服饰的人们围着火把排成长龙。庆祝活动进入高潮，身穿红衣的汉子站上高台向人群抛洒糖果，孩子们告诉我，糖果中偶尔会有几枚硬币，如果能捡到硬币，就会有一整年的幸运。我跃跃欲试，却仅得到几枚糖果。
活动进入尾声，有人扯住我的衣角说：“霍老师，妈妈叫我把这个给你。”我班上的小黎在我手里放了一枚硬币。我看向小黎的母亲，她朝我挥挥手，微笑点头。
一枚硬币，传递的是感谢，亦是期许。这枚硬币我至今随身带着，它提醒着我作为一名支教老师的使命。
9月，我成为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的语文老师。在我教的6个班近200名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吸引了我的注意。
白族少年杨金，是同学们口中的“刺儿头”。课上睡觉，不认真听讲，几次顶撞老师后，老师们对他也是放任自流。但我总觉得，他在某些地方和其他人不一样。
国庆节前，我和我的队友举办了一场爱国主义主题宣讲。当我讲到云南的一座座超级大桥是如何改变了山区的生活与面貌、优秀的桥梁工程师是如何夜以继日攻坚克难只为大桥早一日通车时，杨金抬起了头。
10月初，校园广播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招新。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杨金也报了名。
他的普通话很标准，顺利通过了面试。面试结束后，他找到我，第一次对我吐露了心声。原来杨金的家乡在大理。初中还未毕业时，他曾离家出走，在一家并不正规的手套厂打了一年工。一年后，父亲和哥哥将他领回家，把他送到离家一天车程的昌宁，学习畜牧兽医。他说：“不知道自己学的东西有没有意义，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希望。”
那一次主题宣讲，杨金听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从没想过，建筑工人、煤矿工人，这些父母口中“没出息”的职业，也可以做得轰轰烈烈，他对自己所学的兽医专业也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杨金的坦诚与转变，我同样备受鼓舞。在广播站，我安排他负责理论专栏，专门播讲时事评论文章；语文课堂上，从不听讲的他记起了笔记，每次作业都写得一丝不苟。每到周末，他还会到县里的一家农贸市场实习。
短短3个月，杨金从老师们眼中的“差生”、同学们口中的“刺儿头”，变成了“知上进、专业强”的好学生。春节前夕，我接到了杨金的电话，他将前往昆明，参加省级技能比赛。得到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电话里，他难掩喜悦，父亲和哥哥正计划办一个养鸡场，自己学成归来，可以先为家里出一分力。
选择支教，我没有过犹豫；来到昌宁，我感到十分幸运。这座充满民族气息的小城，有最热情的居民、最可爱的孩子，有等待浇灌的梦想、有向阳而生的青春。
我们在这里“青听”民族教育一线的声音，投稿邮箱zqbmzj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