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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见义勇为又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不久前，来自山东省济南市的两名小学生发现，一名老人骑电瓶车倒地，头部开放性伤口出血，二人分工协作扶人扶车，直到救护车和警察到达才离开。这两名小学生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路遇老人摔倒扶不扶”，受到广泛赞誉。与此同时，持续观望不敢靠近的周边群众，则被网友吐槽。（《法治日报》4月3日）
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为什么年幼的小学生能够挺身而出，众多路人却“持续观望”？以报道的情况看，学校老师教育他们，“要勇敢地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尊老爱幼，只要是正义善良的，学校老师和家庭都会是我们坚强的后盾”，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路人担心“被冤枉误解”，也是不容置否的事实。翻看近年来的新闻报道，福州男子赵宇因见义勇制止侵害反被拘留14天，四川达州3小孩扶老人家长遭索赔1100元等事例，都说明“见义勇为”面临的困境。
诚然，对于见义勇为，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立法都作出了不少努力。在地方立法上，不少省份已就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立法上，民法典明确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些散见于地方法规和国家法律中的见义勇为条款，在现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现行针对见义勇为的立法较分散，存在一定缺陷。比如，认定标准不够规范。见义勇为一般指为了避免或减少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损害而作出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救助的行为。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善举都能被套进“见义勇为”的框框。例如，救助一起出行的同伴算不算见义勇为，舆论场上就存在不少争议。之前在四川广安，为了让救人溺亡的儿子被评定为见义勇为，死者父亲奔波了7年之久。
又比如，奖励和保障的力度不够统一。根据有的地方性法规，发放一次性抚恤金，“评定为烈士的，由行为发生地县级民政部门按30万元标准发放”“未能评定为烈士的，按20万元标准发放”；有的则规定，“牺牲的，颁发100万元抚恤奖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80万元抚恤奖金”“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60万元抚恤奖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40万元抚恤奖金”，等等。
立法不够规范、统一，不仅不利于助人“善举”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也不利于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切身权益，在全社会培育健康向上、扶助危弱的中华美德，弘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浩然正气。从长远看，我们还需要一部规范、统一的国家立法。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工作已经启动。据报道，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多年推进全国见义勇为立法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印发《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法律适用标准，以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而公安部也形成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见义勇为的星星之火，需要立法为其遮风挡雨，方能成就燎原之势。从民间呼吁到地方立法，再到国家统一立法，随着见义勇为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长期以来“扶不起”的救助困境将得到有效摆脱，好人将得到更有力的扶助保障，而社会风气也将更纯正。
欧阳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