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汶川地震发生后，北川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忍住失去父母、儿子等6名亲人的悲痛，组织干部群众自救，连续、长时间的工作让他积劳成疾，一直到因心脏病住院还在工作。”
“漩口中学体育老师王福春，组织疏散完学生，才从幼儿园的瓦砾中找到女儿的遗体，而他的妻子古雪岷——映秀小学一名音乐老师，在帮助学生逃生时不幸遇难。震后，王福春带着学生到山西复学。他每天晚上都要等同事睡着，再独自前往操场，待到凌晨四点再回去，才能睡得着，但白天依然为学生们忙碌着。”
这样的故事，在西南交通大学抗震救灾精神研究中心胡子祥教授和团队记录整理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精神口述史”中比比皆是。
在胡子祥看来，无论是冲锋在前的基层党员干部，还是一切为了学生的一线教师，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责任和担当，都是抗震救灾精神的鲜明表现。
为了留住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历史记忆，2016年6月，西南交通大学组建抗震救灾精神研究团队，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对个人灾后回忆进行记录和保存。至今，这支团队已走访了四川省内10个极重灾区，记录了400余人次的口述史。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我们想从地震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从普通个体的角度，来记录这段历史。”胡子祥说，“那些亲身参与了救援、重建以及今天发展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人调离了当地，有些已身患重病。“如果现在不做这种抢救性的保存，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在北川擂鼓镇，一位名叫雷定的老人向胡子祥讲述过1933年发生的四川叠溪7.5级地震后的场景，“逃出来就是命，逃不出来就该死了”。那位老人说，2008年在四川这么宽的地方，受到这么大的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多老百姓得救了。
老人特别提起，山东省对口支援北川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胡子祥说，老百姓通过自己生活的变化，就能体会到今天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价值取向表现得非常鲜明，这也是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原因。”
西南交通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朱静是胡子祥团队的一名成员，也是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思政课教师。她回忆，第一次前往北川调研时，走在原址保留的老县城中，仍能感受到灾难来袭时的惨烈。
汶川地震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对北川干部表示，要再造一个新北川，北川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
如今的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是世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的规模最大、破坏类型最全面、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震灾难遗址区。
但更让朱静震撼的，还是与北川老县城的断壁残垣形成鲜明对比的新县城。“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灾后重建，当地老百姓常说‘一夜跨越几十年’。以前人们多选择外出务工，现在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返乡回来建设家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参与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精神口述史项目，让朱静对抗震救灾精神有了新的理解。“中国人有韧劲、有合力，正像地震后四川人常说的那样——‘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应该有更集中的体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感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朱静说。
这些访谈带回的一手素材，也成了这位思政课教师用在课堂上的教学案例。“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几乎都绕不过抗震救灾精神。”
胡子祥也认为，抗震救灾精神能够对青少年起到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能够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故事了解抗震救灾精神，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让青少年认识到这些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现实生活都息息相关。”
实习生 马晓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