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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我们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外溢效益。”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活动现场演讲时说。
作为经济学家，蔡舫和许多同行一样，一直在密切关注2021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他看来，目前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中美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进程有诸多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可能对某一个国家更有利一些，在另一个特定时刻，可能又变成不利因素了。”
新冠肺炎疫情后，中美经济复苏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时间窗口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率先防控疫情，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苏，而美国的复苏迟滞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美国）差不多一年后才开始复苏，（中美经济复苏）时间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蔡舫指出，这个时间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比如出口的表现非常突出，但随着美国等其他国家经济复苏，出口等方面特有的机遇期可能就会减弱。
反映在数据上，2021年中美经济的总体表现也呈现新的特点。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最近举行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根据主流机构的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6.5%，这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最强劲的增长，其中中国经济预计将在去年V型反弹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增长，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差可能会从先前预计的6%缩小到3%。
朱海斌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会在新一轮财政刺激和疫苗普及后迎头赶上。“中国去年季度环比增速非常强劲，今年会回到5%-6%之间。”
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也被视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之一。
在“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活动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通过视频发表演讲。他指出，今年最需要观察的主要风险就是美国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副总裁总是能从国际视野得出结论。朱民提出，2021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拜登过热”的发展以及“通货膨胀之剑”高悬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采取超强的财政刺激手段。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已达1.7万亿美元，与2020年同期相比，美国联邦支出大增45%，而收入仅增长6%。由此带动经济较快复苏，但这种增长也产生了问题：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其潜在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经济过热。
朱民将这种现象称为“拜登过热”。在他看来，拜登1.9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将推动美国经济进入通货膨胀预期，这将改变市场预期和利率，并将逼迫美联储采取收缩的货币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震动，而这个震动本身也会对美国的经济金融产生很大的震动。”
“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更加有力的复苏，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的政策预期将发挥积极的效果，对外贸易也将继续取得稳定增长，但在扩内需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方面的挑战仍不容忽视。
这项调查由《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共同组织实施，向全球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商财界领袖和财经媒体专业人士共发放问卷1.75万份，回收有效问卷749份。
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是仍将保持较为强劲的复苏势头，但推动经济复苏的动能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瑞银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预测，今年中国经济会强劲反弹，在国内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今年GDP有望实现高增长。但与以往的复苏不同，这一轮复苏并不是因为房地产等行业的拉动。
“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因为政策边际收紧而有所放缓，增速可能低至个位数。”在4月10日举行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汪涛提到，制造业投资的反弹可能会抵消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放缓。
她预计，今年制造业投资会出现大幅反弹，可能增长在10%左右。同时，出口主要得益于全球疫苗推进、经济正常化以及美国出台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中国全年的出口增长将在16%左右，甚至还会上行，比去年更加强劲。
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历则认为，这一次中国经济的复苏主要依靠高科技和先进制造行业，以及消费、线上的互联网行业。2016年以来的 “供给侧改革”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经济行业也在整合和提升的改革进程中。“这些变化十分重要，转型本身意味着资源的配置更加有效率。”
蔡舫指出，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可能性比美国更大，但紧迫性也更强。
在蔡舫看来，中国需求侧的复苏比供给侧复苏滞后，因此要注意结构性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和收入分配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