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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中西历史比较的视野，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之一。当然，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以基本的历史观为前提的。为了什么而比较、比较什么以及如何在比较研究中领会和阐发，无一不是基本历史观的体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基础，会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理和价值，由此而成的融贯而具体的眼光，是深入理解自己、照察他者的必要条件。潘岳的新作《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作为一次重要的探索和尝试，字里行间渗透的正是这样的历史眼光。
东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历史，素称繁难。将这一段复杂的历史扼要而不失之笼统、具体而不陷于琐碎地勾勒出来，已是不小的挑战。更何况还要叙述同时代的欧洲历史，并在彼此的互鉴中深化对不同文明道路的理解。用明确的问题指向，将历史细节纳入整体性的条贯当中，构成了本文叙述风格的基调。整篇文章其实是在回答那个使这三百年的历史成为“枢纽”的问题：何以入华的“胡族”都有超越狭隘的族群意识的“混一天下”之志呢？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答。在与欧洲蛮族入侵历史的参照中，本文将其上升到文明逻辑这一高度来加以思考。文明的基本逻辑是其历史展开的“绝对精神”。就中国文明而言，大一统的政治是每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最高也是最终的目标。所有个人的、族群的主观意欲，都成了中国文明的历史理性开展的环节。正是在这样的整体观照下，符坚与王猛、拓跋焘与崔浩的跨越族群的君臣际遇才有了远超一家一姓的升沉荣辱的历史意义，“敕勒歌”的悲情当中也才有了个人功业之上的历史回响。在整体的历史观中，个体的、家族的、部落和族群的意志和行动，才不致湮灭为无穷无尽的历史细节，最终指向虚无。
与一般理解中政治统一与文化多元的关系不同，潘岳的新作还揭示出了政治一体的巩固与文化多元的伸张之间的正向关联。一体与多元的复杂历史关系，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这一揭示对于审视今天的世界，也是极具启发的。
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精神，从来都在视角和目光的交错当中。只有以清醒的文明自觉为基础，他人的视角才能充分发挥自我调整和校正的积极影响。认真对待他人的眼光，始终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更好。如果不是出于自我完善的目的，而是自我放弃式的刻意贬损，那么，对他者看法不加辨析的接受，是不可能产生中国文明美好未来的。域外的中国史研究是我们学界应该予以重视的，但对各种“客观”研究背后的政治“隐喻”，也需要有足够的警醒。
对连起码的倾听愿望都没有的他者讲述中国的故事，我一向不持乐观态度。但坦诚交流的努力本身，仍然是必要的。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固有的善良意志的一个侧面。一代代的中国青年需要知道中国文明自足的品性。他们应该明白：投向他者的平等而尊重的目光，只能出自对待自我的庄严持重的审视。
杨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