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各级部门出台了系列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政策和行动,较好地遏制了占坑班、超时超难培训、培训机构携款跑路等难题。然而,由于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依然在参加校外培训,切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治理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校外培训不规范、挤占大量课余时间,其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实现家、校、社协同,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
校外培训屡禁不止,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主阵地未能发挥好作用。资深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甚至惊呼:“培训机构正在代替学校”“不能任由培训机构‘绑架’学校。”学校教育作为教育主阵地,特别是知识教育主阵地功能有所弱化,从知识学习的时间、难度和环境营造上,向家庭教育和家长转嫁了太多压力。
一方面,学校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家庭教育存在错位。下午3点半放学的政策设计,其初衷是让学生们获得充分的体育活动、自主学习和游戏的时间,而如果在职父母下午5点半下班,父母要接到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至少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空档。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用“校外培训”来弥补。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教学的难度和强度不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特别是对学生的能力考察要求。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传统考试对学生知识记忆、重复和再现的考察,逐步被理解、记忆和综合运用能力所取代,而这显然需要学生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掌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也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环境与基础设施要求。
比如,在运算知识的考察上,不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计算8+4=?的结果,而是通过情景来考察:“妈妈做了美味的蛋挞,小明吃掉了4个,还剩8个,请问妈妈一共做了多少个蛋挞?”不得不说,这样的考察形式契合数学思维和数学运用能力的学习要求,是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方法和水平的提升。这其中,读懂题目、能理解每一个词语,也是对家庭教育的考察。小学一年级的儿童可能不认识“蛋挞”和“剩”的含义,这需要教师或家长读题、加强课后阅读来解决。
此外,部分家庭的知识教育配合能力弱,家长学历不高或工作繁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校外培训,包括以“应试”导向为主的学科辅导培训。放下工作养不起孩子,拿起工作陪伴不了孩子,是不少城市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现实处境。一些家长即便努力兼顾子女的家庭教育,居家工作或把孩子带到工作场所看管,但因为子女没有独立的、安静的学习场所,面临明显的空间冲突。
就学校教育来说,部分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够。“不允许在职在编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的政策立意是为了遏制“课堂不教课外教”乱象。然而,由于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不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需求,部分年长、高职称临退休教师缺乏改革教学方法的积极性,中青年教师奋战在教学一线,收入受制于职称,评优的指标和名额也稀缺,使得部分师德有缺的教师“课堂不教课外教”。
此外,难免有部分学生跟不上学校正常教学进度,产生了“补差”的市场需求。江苏省某大型学科培训机构负责人预测道,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的政策背景下,未来的校外培训市场将是个体教师作坊式培训,即以住所为教学空间,针对差学生开展补课培训,与大型培训机构并存,而中小型、欠规范运营的培训机构愈加难以生存。
校外培训屡禁不止,家长教育观念失之偏颇也是重要原因。比如,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体育、美育的系列政策文件,有的家庭就开始报跳绳班,一分钟跳120个,达到满分要求了还不满足,要求孩子一分钟跳到150个、160个、180个……一年级的孩子,钢琴考级三级甚至五级六级都不够,还要参加各类比赛……总之就是要“最厉害”“第一名”。更不要说是超前学、超难学,为此不惜投入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以上的培训费。父母的期待压制了孩子的自我期许与愿望,攀比、从众等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最终汇成校外培训洪流。
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规范校外培训重在推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毕竟,是否选择、如何选择校外培训,终究依赖于家长的“理性”选择。如何让其真正理性,需要学校教育归位,也需要家庭教育归位,各在其位,协力育人,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的素质教育,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职副研究员)
周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