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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一路奔流了6300多公里的长江，终于在上海长兴岛这个地方，温和下来。它缓缓地冲刷着这个扁长的岛屿。很快，它就要汇入东海，融入太平洋，渐失它独有的黄，化成一海的蓝。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深水岸线近20公里、无风无淤泥的豆荚形岛屿，更适合造大船了。155岁的“中国第一厂”江南造船，三易其家，终于落脚至此，每年“下饺子般”推船入水，有时“帽子戏法”一天下水3艘船。
中国的船舶见证了百年沧桑。晚清时，曾国藩主张造的中国第一艘兵船“黄鹄号”，沉了。甲午战争，“致远号”沉没时，只有螺旋桨露出水面，日军将它割下——就像割下俘虏的头颅一样——作为战利品，摆在了东京上野公园。抗战期间，江阴沉下345艘军舰、轮船和185艘小艇，以阻碍日军的船。
孙中山曾留遗训，希望中国每年造船产量达到200万载重吨。如今，这个数字翻了约30倍，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我们有了航空母舰，有了“中国第一款在平台和设计理念达到世界先进、意义甚至超过航母”的055型驱逐舰。
我们还有各种颜值和性能的船：有的集装箱船甲板有4个足球场大、22层楼高；换了“心脏”的老雪龙号赴南极，去北极，完成了“世界尽头的相遇” ；船名取自叶剑英诗《望远》的远望号船，从“远望1号”“远望2号”一直生产到了7号……
一艘好船，便是一条流动的世界广告。船舶工业涉及钢铁、机械、电子等50多个行业300多个专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每一艘船都是一座漂浮的“科技城”。
而托举这些船的，正是一代代工匠的手。他们运斤如风、削铁如泥，断长续短，鬼斧神工。
工匠们把它们推向大海，不知道这些船的“诗和远方”，命运“后传”，他们谱写的是船的“前传”。
揉钢铁像揉面粉
“揉钢铁像揉面粉”的李锦华干火工快40年了，他造过数百艘船，无论这些船绕地球多少周，多么锈迹斑驳，一旦它“回家”保养，他都能一眼认出。他手下钢板特有的流线，就像专属他的密码。
这些密码是时间的产物。
一艘万吨巨轮大概需要1000多种材料和5000多吨钢材。几十年里，他要熟悉各种钢的“脾气”。
他的工作没有教材，全凭眼手，一手持火枪，一手拿水枪。前面火烤，后面浇水，冷热间钢板弯曲。
他做的钢板有的像帆，有的呈水滴状，有的像马鞍，有的像鼻子……难度最大的就是“鼻子”，钢板呈一定的弧度弯下去，突然一个弯钩，或锐或钝，或缓或急，出现一个漂亮的圆鼻头，再缓缓收弧。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鼻子，每一个火工师傅手下钢的弯曲度，都不一样。
他能在20米外，凭声音听出电流大小，远远看一眼火焰，能判断焰内温度。“到950度时，火焰的光是红里透黄；到1100度时，闪出淡淡的黄。最后，眼前一抹白，它到了1300度。”
如今这样“炉火纯青”的火工很少了。这个靠时间成就的工种正在被时间改写。
眼下，这一工种正在被机器人替代，越来越聪明的机器让这些钢板一出生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身材凸凹火辣。
信息革命正在改变这家古老的船厂。越来越多的人手被机器手替代。人们说不清这个155岁的少年，是老派还是青葱。
这个由李鸿章签发出生证的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大门曾被日本人轰炸过、被逃亡台湾之前的国民党轰炸过。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大门走进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瑞典的前首相、美国的前总统卡特、挪威的前首相……
155年前的江南制造总局古朴的拱形大门，被一比一地复制了，它翻翘的青瓦檐连接了两幢全玻璃幕墙的现代大楼，它们是掌握着全球船舶业领先技术的造船研究院。历史与现实、屈辱与先进在这里握手。
“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
中国一直在海洋上找自己的路。第一艘国产航母海试那一天，很多人想到一张老照片。
1980年5月，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刘华清参观美军“小鹰号”航母，美军不让中国人靠设备太近。照片里，62岁的刘华清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像小学生一样”观察。
刘华清曾说：“如果中国不建航母，我死不瞑目。”遗憾的是，他在2011年去世，终究没有看到中国航母下水。
事实上，船舶进步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半个多世纪前，我国造第一艘远洋货轮“东风号”，因为没有主机等设备，在黄浦江整整泡了5年。当时厂内最大的起重设备是40吨高架吊车，连起码的直流电焊机都没有。全厂成立了500多个科研小组。全国18个部委、16个省市的291家工厂，提供了2600多项器材和设备。1960年，举全国之力，这个大家伙才被推下水。
后来，这艘万吨轮每抵达一个外国港口，当地侨胞甚至盲人侨胞都会来“看”它，把船当作祖国的领土。
还有我们在小学生课本里看到，1964年，中国发生了两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一是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件是首台万吨水压机投产。
搞重工没有万吨水压机不行，可“造万吨水压机先要有万吨水压机”，外国人封锁图纸。中国人就从橡皮泥纸板开始。
巨人般的万吨水压机，其“肢体”沉重，很多零件百吨重，连一个螺丝帽都五六吨重。工人们要焊接4根80吨的立柱，还有 300吨的下横梁，最厚的焊缝近两尺厚，焊缝横竖交错，异常复杂。如果用一般的手工焊，一个电焊工要足足干30年才能焊完。工人们尝试了中国从没用过的电渣焊。
实验进行了上千次。一次，焊槽里通红的熔液像一锅煮开的水，不停地翻滚。突然有人喊：“不好，漏渣了！”2000多度高温的熔液流了出来，眼看要出大事，唐应斌不顾一切地抓着一把耐火泥，堵住了裂口。事后大家都说，不敢想，那不是100度的开水，那是2000多度的钢水啊。
当时有30多年焊接经验的唐应斌，为了不让焊缝冷却太快而产生裂缝，他脱下棉衣，盖在焊缝上，连着几夜睡在水压机旁边，耳朵贴着机器听有没有裂开的声音。
万吨水压机的设计寿命不到10年，可直到前几年，这个黑黢黢的“老廉颇”，还在轰鸣着工作，锻造出比自己更大的家伙。
如今，这些工人的名字都难以查询，可时间验证了他们是当时真正的“大国工匠”。
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焊接工艺的发展史。1983年，国家研制新型导弹驱逐舰，钢碳含量高，必须在低温和常温下对接焊接实验。工人刚刚还是热得满身汗水，一下子钻进零度以下的冰库里，鼻子、眉毛、胡须很快起一层白霜。
当时工厂举办了焊工培训班34期，想培训一批特种焊工，编写教材10多万字。培训开始时，成功率几乎为零，最初8期，104名焊工中一次合格的只有5个人。
如今，钢材材质在变化，焊接的工艺难度越来越大。可真正愿意做焊工的人不多。
全国一些职业学校深感招生难，而难中难的又是招焊工专业学生。可焊工对船舶这个“制造业中的制造业”，又是需求最大的。
一位职校副校长表示，即使最后毕业了，选择焊工干上10年的差不多“十剩一”。
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曾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在德国，不少行业技工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甚至高过大学教授。
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正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如今，工匠精神已被写进政府报告里。
“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李克强说。
技到高处，比的是心境
工匠陈景毅就被称作“大师”，他堆放着各种焊条、空调都不太制冷的简陋办公室被称作“大师工作室”。
他深知，技到高处，高手比的不仅仅是手，而是如临深渊、心如止水的心境了。
他用了15年，才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他用“一汪中间鼓出小尖尖的液体”形容不锈钢的熔池。为了练手稳，他把砖吊在手腕上，练出一双金刚手。只有手稳，手下的熔池，才是一个接一个，形状相同，就像机器人在操作。
30年来，他平均每个工作日，用掉焊条近20公斤，焊条总量差不过有105个小轿车的重量。他焊的焊缝，把它们连接，差不过有30个珠峰那么高。
手的松紧、焊材接触母体的那一瞬间，位置不当，都可能造成焊缝有气孔、有杂质，而一条不合格的焊缝，可能在大海里引发一场灾难。
面对微微跳动的熔池，除了手在动，身体一动不动，眼睛都不怎么眨，连呼吸都是均匀的，宛若瑜伽高手，他手下的焊缝像鱼鳞整齐排列。
“人生能控制的事情不多，我只能控制这个。”他说。
几十年过去了，有的老焊工得了肺病，有的腰肌劳损，有的眼睛花了。他的腰也越来越差，但他庆幸，年轻的优秀工匠跟上来了。
全国技术能手（焊接）陈宜锋说，只要扣下焊帽，哪怕再吵的环境，整个人都会安静下来，甚至感觉不到呼吸。他捕捉着焊枪下的熔池，坚硬的钢瞬间熔成晃晃荡荡的液态、轻轻一口气能吹掉的熔池，小，发着光。手抵达，熔池就在，手滑开，钢水凝成固体。
“焊枪像魔法棒一样，滑到那里，光亮到哪里，太美了。”他说。
焊接时，他常常像一尊雕塑，持续几个小时保持一个“奇葩”的焊接姿势，为了手臂稳而有力，他每天在家练哑铃。
他焊过薄如鸡蛋壳的钢，也焊过超过1000兆帕强度的钢，那相当于把2万斤的物体放在不足一枚硬币的面积上。
不要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
秀气的朱瑞霞是名副其实的“扫地僧”。
她1998年进厂时是清洁工，干一天活结算四五块钱。她偷着学手艺，没有焊枪，就等到周末，偷偷用别人的焊枪，没有焊帽，就把玻璃涂黑，遮着眼，拿废管子焊。
她越焊越好，一把焊枪让她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拿到了上海户口。她说自己不爱闻香水，就爱闻焊钢那种奇怪的“臭味”，住在“西伯利亚般荒凉”的长兴岛，也不怎么去上海滩，“‘贱得很’，永远做不了上海人”。
她焊接的不是高大上的特种钢，而是在逼仄的船舱里，把犄角旮旯，七弯八拐的管子焊接起来。
她可以在短短1.2米的距离里，焊接好19个扭曲、凸凹的对接。只有顶尖的焊工，才能焊接出这根长满疙瘩丑陋的“拐杖”。
她有各种“囧”姿态：骑焊、跪焊、卧焊，有时身体挤不过去，拿镜子反着焊……在昏暗的船舱，她时常被当作设备的一部分。
每一丝焊缝、每一个气孔都磨练着性子。她说心情不平静时，不敢碰焊枪，焊缝CT片就是“心灵CT图”。
焊接时，有人憋着尿，一条焊缝一气呵成。有人盯着熔池的变化，眼睛几分钟不眨眼，熄焊的一瞬间，一闭眼，眼泪哗哗往下流。
“十个焊工九个黑”，有人称，焊工的工作环境，略好于煤矿。夏天，穿着电焊服，人热得几乎没有汗腺组织的眼皮都会出汗。
90后陈国淦选择了全家人反对的焊工职业。两个姐姐心疼帅气的弟弟穿打补丁的焊工服，胳膊上有星星点点烫伤的疤痕，被电弧光灼伤“像放了小石头在眼睛里头”。两个姐姐劝他跟着家人去做生意，“你才20多岁，世界那么大”。
他去过捷克参加国际焊接技能比赛，拿过大奖。他说，相比一艘巨轮，他的工作不过是“小数点后面好多位的那个数”。
世界很大，李硕也选择了和一条条焊缝在一起。他的技校同学中，全班30多人，最后留下来做焊工的只有六七个。
他很知足，在上海工作稳定，还学了一手好技术，他拿到了2015年“欧洲杯”国际焊接比赛第二名，他焊的船“环游世界”。
在江南造船厂，每一块钢都有一个编号，可以通过电脑查到每一条焊缝背后的工匠名字。这些人寂寂无名，又似乎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大名鼎鼎。
微信里，李硕给自己的签名是：“不要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
这些大都是由一个个小构成的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前青铜甬道上的“中华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1865年乙丑，清穆宗同治4年，第一个大型近代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建立。”
这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海洋梦开始的地方。
这个起点，我们本可以前移很多。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航迹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维艄挂席，际天而行”。中国原本有可能成为一个近代海洋大国，但明清两代实行禁海令，使“中国人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亲自推船“下海”。从1977年5月到1982年7月，邓小平12次谈到船舶工业，勾勒出船舶工作的发展道路：船舶出口——技术引进——军民结合——以民养军。
他明确指示国防科技工业的管理体制“官气要打掉，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指示造船工业“要多造船，出口船，赚外汇”“把民用船水平提高了，也可以促进军船”。他指出：“我们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可以竞争过日本。”
向海则兴，背海则衰。如今，我们有了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成了造船大国。
在60多岁的陈志农眼里，这些大都是由一个个“小”构成的。
虽有“上海工匠”的称号，不过他淡淡地说，“自己没有高到哪里去，也没有低到哪里去，不过是普通人，干了一辈子，经验多了些罢了”。
他负责轮船动力装置的安装，一万多个零件从他手里过，被称作船舶“心外科大夫”。
每艘船都长着不同的“心脏”，密密麻麻不同规格的螺钉、零件，先拧哪颗后装什么，光图纸都堆到膝盖高，有的特殊船，几颗螺丝钉的价值都相当于一部奥迪车，精度要求极高。
轴承上套着几道密封环，每两个密封环之间用油填充。轴承角度出现一点偏差、一个垫片不平、一个密封圈不严、一颗螺丝钉不紧、少几滴润滑油，都可能影响某个小部件的振动、发热，这些“小”一旦到大海里乘风破浪都会变成“大”。
徒弟们称陈志农手底的活儿“滴水不漏”，他要求工人每一平方厘米的垫片，必须3个点定位，少一个点都不行。他对精细要求极高，有时精确到丝。1丝，只有0.01毫米，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1/10那么细。 0.2丝，只有一根头发丝的1/50细。
陈志农深知这一丝半丝的误差在大海里就是“人命关天”。他最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干活。为了省力气，瘦弱的他优化装置，出了不少发明专利。
他知道工匠不能只是“匠”，更要创新。
船厂的地形像一片叶脉丰富的叶子，有很多条路，但无论怎么走，都很容易找到那组重达1吨的雕塑：银灰色的基座上，徐寿左手微扬，似在讲科学问题，旁坐的华蘅芳和站在身后的大胡子英国人傅兰雅或聆听、或深思，3位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翻译了160部书的科学家目光相汇。
岛上的工人们常去看这组取名《对话》的雕塑。
不远处，就是海岸了。
大船下水交付时，会有隆重的仪式，大家掷香槟，放飞气球，讲很多祝福词。大多数工匠没有机会去现场，他们在各个车间忙碌，“诞生”下一艘船，他们没能目送上个“孩子”，但有人留言：虽然没看到她的颜值，但我知道她气质非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从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