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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5月23日早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外等待送别袁隆平的队伍，足有两公里长。
“什么是袁隆平精神？”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党委书记吴先军在同事群里发文。他抛出这个问题，表达对袁老的纪念。
“袁隆平代表了一种精神，我认为袁隆平精神就是杂交水稻精神。”吴先军说，“那是由一代新中国农业科学家创建的，一种不唯书、不唯上、不‘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编者注）’，只唯实，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吴先军认为，这种精神是由袁隆平、周开达、杨守仁等一代新中国农业科学家创建的，他们一生都在为我国粮食安全不懈努力，不断探索水稻的增产道路，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
而袁隆平曾对自己的人生标出这样的注脚：“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1964年起，他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育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孕育出“好种子”；后带领团队接连实现亩产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的“三连跳”；2021年，又首次实现热带地区超级稻大面积种植亩产超1000公斤的目标。
年过九旬的袁隆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但他曾对媒体慨叹：“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我知道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当我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时，‘杂交水稻之父’的称谓也好，各种名目的科学大奖也好，都不重要。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像培育一粒好种子般在科学领域追求极致，他是榜样，但也是凡人。
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原所长何觉民记得，1988年他刚开始接触水稻研究时，时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经常来学校作报告，“在交流中了解到他胃不好，只能吃面食”。
从很多拼凑的细节中才知道，因长时间赤脚浸泡在春天的冷水稻田里，袁隆平患上了肠胃病，加之他工作起来时常忘我，吃饭不规律，很早就落下了病根。
但“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袁隆平带研究生有一个硬性要求：“你下不下田？你不下田我就不带。”
2009年春，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一块长势出众的稻田吸引了袁隆平的注意，他立即问身边人这块田是谁种的。有媒体报道，因“下田”的本领高，本科毕业的李建武被破格招录为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说：“这永远激励着我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湖北大学教授蔡得田还记得1975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就跟随袁隆平在广西农校基地参加杂交水稻研究。当时，为掌握雄性不育系的开花习性，他们经常从早上7时待到晚上7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袁隆平不爱坐在板凳上，扎个马步，就像练功一样。尽管很辛苦，但蔡得田见证了第一代杂交水稻的成功。
2003年10月，在一个科技成果鉴定会上，已经在大学任教的蔡得田见到了扭伤脚的袁隆平。当时，袁隆平白天看实验材料，晚上继续治疗。他对蔡得田团队说：“科学领域有新的发现，我太开心了，多倍体水稻育种是一个原创新发现，这一系列的研究都已达到了国外的领先水平。”等到半个月后再去拜访袁隆平时，蔡得田惊讶地发现：袁老的脚还是肿得很高。
就在不久前，在海南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课题基地，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曹兵的团队在三亚示范点的早稻亩产验收产量达到1004.83公斤。
曹兵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我们通过图片、视频将数据传送给先生，病房中的先生特别高兴，他一直关心着我们的数据，鼓励我们再接再厉，一定把晚稻实验组织得更好，下一步在更多的点、更多的市县铺开工作。”
袁隆平有两个广为人知的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亩产700公斤到1500公斤，我国杂交水稻不断刷新世界亩产纪录。吴先军认为，这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学家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最好体现。
“为国家粮食安全实实在在做点事”是袁隆平为吴先军“种下”的科学梦。他认为，老一辈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从不计个人名利，始终围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1999年，吴先军还是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一次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开会，袁隆平让在场的年轻人发言，而且要求每一位都要发言。
“他让我们谈一谈对杂交水稻发展前景的看法，并且一一给予点评。”吴先军回忆，袁隆平很随和，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关心，也很看好年轻人的成长，经常鼓励年轻科学家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和他一起讨论。
这样做实事的科学家被人们铭记和怀念。袁隆平去世当天，正在外地出差的长沙市民小唐专程赶回来，他说，22日晚“扫荡”了省政府旁边几个街区的花店，发现百合、菊花等早已售罄，辗转赶到市中心才买到一束花。“他是最接地气的科学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对他有一份怀念！”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记者 王鑫昕 洪克非 实习生 马晓晴 通讯员 向正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