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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杨勇收到一笔国家奖学金，成为该校1200余名云南建档立卡贫困生里唯一的国奖获得者。他拿出500元给爸爸妈妈添置衣物，剩下的奖金存了起来，“未来参加专升本考试、考证、实习都能用得上”。
杨勇的家乡远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偏远的山区，父母务农。早些年杨勇患了病，家里筹钱给他做手术，找亲戚借了不少钱。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原可以在云南就读二本院校，但心疼父母年纪大，哥哥还在读书，杨勇动了辍学打工的念头。结果，高中班主任打电话告诉他高职扩招的消息，建议他去试试。
自此，杨勇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两年里，他早上6点到教室读书、学英语；寝室桌子上贴满了今日计划表，完成一项就撕掉一张。高耸的大厦、奔驰的地铁、涌动的人潮，“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杨勇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出大山，来深圳求学。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杨勇一样，通过插上“技能”的翅膀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从扫盲运动开始，教育就在为提高中国人口综合素质作出各种努力。在这其中，职业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也使一代代青年的命运，因为读书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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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建起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洋火、洋布、洋灰……这些带有“洋”字的词语记录着中国曾经薄弱的工业基础，也展示出那时我国技能人才的缺口之大、需求之迫切。
1953年，我国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术人员30万人，而已有技术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14.8万人，缺口达15万人；当时的工科院校和工程技术系科每年仅能招收新生1.6万人，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不到5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业建设实际需要的25%。
于是，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开始工业化进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交通、农林、财贸等国民经济主管部门，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
1958年，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半工半读”学校率先在天津国棉一厂出现。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开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努力初见成果，到196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在校生126.65万人，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3.2%。
1978年，就在改革开放之年，职业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职业教育体系还未有雏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1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未明确建立。
经济发展迅猛，社会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传统的高等专科教育无法完全满足社会改革发展需求。要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中国职业教育该不该办？如何办？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公布实施，我国职业教育从此驶入依法治教的航道。职教法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规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体系框架、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集中反映了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经验成果，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一种基本教育制度的地位，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此后短短十几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数量从几十所增加到1400余所。
历史证明，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200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刚当部长的时候，到贵州考察，农村房子的墙上写的标语是‘读完初中，外出打工’，现在那里的标语已换成‘读完初中读职中，打工致富路路通’。”
“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周济说。
从1.6到10.8，职业教育将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6年，2020年，这一数字已提升至10.8年，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离不开我国职业教育的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2011年，我们就超过了国际平均线。”周洪宇说。
“2011年，应该是一个重要节点。”周洪宇算了一笔账：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年到7.5年，中国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则用了大约100年的时间。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年来中国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周洪宇介绍，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的规定则是16岁-60岁的男子和16岁-55岁的女子，为劳动年龄人口。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及其团队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改变为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专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的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需要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还应该加强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特别是针对现有农民工等劳动群体的职业教育，应鼓励社会公益机构、职业学校等开办成人教育学校。
职业教育人才有可为，也有所为。
10年前，青年晏斌从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数控0602班毕业，进入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基建部实习工作。刚进入厂房，不懂机器操作，他常带着一个小本子跟在师傅身后学习，遇到不懂的原理就记下来，不会的实操程序就图文并茂地画出来，下班回到宿舍后边看边琢磨，有时为弄明白一个问题，甚至深夜跑回车间，在机器上操练一遍。
凭着一股子冲劲，晏斌掌握了华中、广州数控等系统的应用与调试技术，攻克了大型进口数控设备大修、改造难题。34岁的他身上已有诸多光环：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省“技术能手”……
产业发展同样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
“借助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公司聘请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教学名师担任总工程师，领导企业技术改革，一年实现扭亏为盈，产值3年翻番。”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身说法，他表示，企业与学校互相依赖、互相成就，已成为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上，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校开设了1200余个专业和10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上，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在服务国家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上，在海外建立17个“鲁班工坊”，发起成立全国“鲁班工坊”建设联盟，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涉及高铁、经贸、旅游、航空等领域。
站在百年新起点，职业教育再起航
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普通教育的“衍生品”和“附属品”，“低人一等”的偏见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考不上高中去读中职，考不上本科去读高职”的想法根深蒂固。只有全面改善职业教育“被歧视”的环境，让学生、家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成为一种潮流，才能让职业教育“站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92岁高龄的顾明远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指出，过去我国的教育曾经有过误区：忽视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职业教育不受重视，高中阶段完全按照分数来录取，而不是按照综合素质来录取，这也造成很多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中职。
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1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开篇便是这一句话。
建党百年，职业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发展节点。
一个世纪的探索，起伏又加速，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学方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我国职业教育也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对于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来说，职业教育已成为改变家庭命运、实现个人理想的重要渠道。
“十三五”期间，我国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组亮眼的数据是：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职业院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这三大行动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设备价值超过18亿元，共建专业点683个、实训基地338个、分校（教学点）63个，共同组建职教集团（联盟）99个，就业技能培训14万余人，岗位技能提升培训16万余人，创业培训2.3万余人。
近年来，职业教育毕业生同样可以在职场中“扬眉吐气”。95后郑美萍毕业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如今她入职华为，在华为合同履约与交易共享中心工作，她需要实时跟踪拉美地区合作方发过来的合同，对条款进行翻译，信息结构化，核对数据，录入系统。“在学校的几年让我收获很多，如今在这家世界500强企业，我获得明日之星和质量之星等荣誉，作为千千万万职业院校毕业生的一分子，我要用自己的努力为学校争光。”
这一张张由职业院校毕业生交出的成绩单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截至2020年9月1日，高职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达84.23%，高于普通本科6.5个百分点、高于研究生1个百分点。
如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画出了一张蓝图：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
在探索中，职业教育走出一条技能强国的人才培养之路。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场需求结合，高职百万扩招，技术技能人才规模大幅增长；地方279所高职学校和1257个专业群入选省级“双高计划”，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建设200所以上高水平高职学校和600个以上专业，支持建设一批优秀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
今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习近平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