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下旬,15头从西双版纳出走后一路北移的亚洲象仍在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峨山县来回移动。这群被称作“断鼻家族”的大象,一举一动都备受公众瞩目。
早在2020年8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倚象镇大寨村书记丁春林就和这群象打过照面。遇到大象对丁春林来说并不稀奇。但他未曾想到,这群大象竟然走了这么远,这么久。
丁春林说,从2010年起,每年八九月份就有大象来普洱市“避暑”,那正是玉米、香蕉成熟的时节。“像串亲戚一样,它们过来走走又回去了,它们的家在西双版纳。”
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象的出走不是一件新鲜事,它们常常出没在农田和公路,有时在溪间、浅水里打滚。这里是中国亚洲象种群数量最多的地区——据统计,该地区亚洲象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如今的300头左右。
1992年,一只独象从西双版纳进入普洱市境内,随后新象群不断迁入,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据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赵斌介绍,目前普洱市境内已监测到181头亚洲象活动,超过全国亚洲象种群数量的一半。
“大象基本每年都来,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丁春林记得,停留在大寨村的19天,那群被称作“断鼻家族”的大象挖开了鱼塘,踩踏、取食农作物,直接造成共计450亩的鱼塘、农作物绝收。而这仅是象群一路400多起“肇事事件”、预估700多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冰山一角。
即使十分危险,野象出山的场面仍然撩拨着人们的好奇心。6月18日晚7时许,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下辖的一个社区外,十余头野象由北侧山林中钻出,穿过国道213线向南走去。当地有关部门在前后一公里的位置对通行车辆及人员进行拦截,仍有不少村民好奇地向远处张望,想要一窥大象的真容。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何馨成博士曾调查过西双版纳的人象关系演变。她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在严格保护亚洲象的同时,亚洲象也不断突破人的活动区域,人与象呈现拉锯式对抗。“现在我们聚焦人的管理,通过监测预警告知人及时躲避。”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云说。
在大象频繁造访的地方,当地林业部门设置防象栏、防象电网;夜幕降临时,路灯自动亮起,以免人们在深深的夜色中毫无防备地与象相遇;监测员、无人机全天候监测,通过广播、短信和手机应用预警野象所在的位置。
2017年、2019年,数量不等的野象群两次撞开普洱市倚象镇纳吉小学的大门。值班保安陶兆兵曾见到大象卷起操场上的棕榈叶,又到学生用餐区搜寻食物。两次事件后,纳吉小学在校园周围安装了防护栏,校园遭受野象损毁的棕榈树换成了火焰木,后者是大象不喜欢的植物。
西双版纳的不少老百姓都改变了种植作物的品种。景讷乡村民李君凤家里从前种的是大象爱吃的玉米,作物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优于大象在山林采食的植物。为了避免被大象“造访”,李君凤只得改种了柚子。
2018年,普洱市选择亚洲象迁徙廊道上频繁途经的点位,规划建设了4000亩的亚洲象食物源基地,作为大象的活动空间,以减少大象进村入户的几率。
在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的“大象食堂”,有亚洲象爱吃的玉米、芭蕉、甘蔗、竹子和乔木灌木。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科科长周智韬介绍,食物源基地设计在不同的时段,让不同的食物和作物成熟,还设置了亚洲象所需的硝塘和水源;同时告知当地的老百姓,房前屋后尽量不要种植玉米、芭蕉。
在西双版纳,那些受伤受困或被象群抛弃的大象会被送进位于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进行救治。在这里,27位工作人员轮班负责11头被救助大象的饮食起居和野化训练。然而,救助中心能够容纳的大象数量有限,随着生活空间即将饱和,至今仍未有一头大象被成功放归野外。
当人与象的生存空间重叠已无法避免,探索人象共栖的模式是当地仍在攻坚的命题。
“我们的保护区和栖息地都是人为划定的概念。”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刀建红说,“大象怎么会知道界线呢?它们只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 摄影 张艺 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