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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安全投产发电，我国再添保障能源安全的国之重器。
从古至今，水利强国向来是重大国家战略。“水利”一词，最早使用于秦，出自《吕氏春秋》中的“堀地财，取水利”。当年秦军战车的所向披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提供的水利驱动。从秦昭襄王修筑都江堰打造成都平原后勤基地，到秦始皇开通郑国渠升级关中平原前出基地，再到攻灭六国后开凿灵渠向珠江流域发展，三大水利工程代表了秦统一六国和拓展华夏民族生存空间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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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业，是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言，“吞二周而亡诸侯”大业的实现，并非秦始皇一代之力，乃是“奋六世之余烈”。秦国一统大业的真正展开，是在秦始皇祖父秦昭襄王时期，正是在他手上，秦国通过修建都江堰打造了剪灭诸侯的战略后方基地——成都平原。而都江堰工程能够落地，则首先应归功于秦惠文王进军巴蜀的战略决策。
得蜀望楚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位于今天重庆市西部的巴国和四川省西部的蜀国失和开战，“求救于秦”。据《华阳国志》，面对这千载一遇的伐蜀机遇，惠文王却险些放弃。当时惠文王“方欲谋楚”，群臣拍马溜须，皆曰“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
只有将军司马错、田真黄坚持伐蜀，强调“其（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占据巴蜀后，可以利用蜀国“水通于楚”的交通地利，巴国“劲卒”兵源精壮的军事优势，打造强大水师顺长江而下，“以东向楚”，则“楚地可得”。从蜀国可以形成对楚国的战略包抄态势，是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文王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从错计”，下决心起兵伐蜀。
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十月，秦国平定蜀国全境，并乘胜直取巴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秦国据有地处长江上游、兵精粮足的巴蜀之地，逐渐对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
更元十四年（前311），秦国相国张仪出使楚国，破坏六国合纵，恐吓楚怀王“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一艘战船至少可以乘坐五十名精兵，装载三月军粮。距离楚国“里数虽多”，有三千余里的距离，但顺流而下，“不费牛马之力”，一日之内便可行军三百余里，不到十日便可到达扞关（今重庆市奉节县或湖北省长阳县境内）。扞关告急，则楚国西部边境城池自顾不暇，只能婴城固守，坐视黔中（今湖南省怀化市一带）、巫郡（今重庆市巫山县一带）被秦国夺取。
张仪的恐吓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楚国现实的军事威胁。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制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战略的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在巴蜀补充十万兵马和一万艘大船、六百万斛粮米后，以蜀郡为基地大举进攻楚国，占领黔中郡，逼迫楚国割让汉水以北及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一带）。
昭襄王三十年（前277），蜀郡郡守张若为配合秦国名将白起从北部对楚国的攻势，再次从蜀地向楚国进攻，牵制住楚军西部军团，使楚国首尾不能相顾，并相机夺取巫郡等地。但第二年，楚国集结东部兵团十余万兵力大举反攻，收复被秦国占据的西部十五座城池，秦楚在西南的攻防形成拉锯战态势。
秦楚战争陷入僵局，“得蜀则得楚”战略受挫，一方面是由于楚国实力犹存，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则是航运问题，秦国在蜀地征调物质、训练士兵都是在成都进行，但成都距离岷江水运码头有百余里，不方便大规模运输粮草，无法对远征楚国的军队进行持续补给。蜀地迫切需要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进一步提升成都平原的通航和灌溉能力，以便运输军队军粮。
李冰筑堰
昭襄王三十年的秦楚大战后，张若调任黔中郡，当年附议司马错伐蜀的田真黄推荐李冰接任蜀郡郡守。李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熟悉水利，是承担蜀地治水重任的不二人选。但李冰任职初期并没有立即将治水提上日程，原因一是蜀郡还处于对抗楚国的紧张备战环境中，形势不允许；二是蜀郡长期供应前线军需，经济失血严重，无力开展大型水利建设。
直到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楚国春申君黄歇向秦国发出求和信号，警告秦国若与楚国长期鹬蚌相争，必将两败俱伤，方便他国渔翁得利。昭襄王鉴于一时无法攻灭楚国，遂“约亲于楚”，秦楚关系进入大约三十余年的和平共处时期，巴蜀前线局势得到缓和。李冰随后在蜀地进行了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积攒了治水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
都江堰的兴建和发展，离不开岷江水源。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环绕，中间平原低洼，而岷江上游地势陡峻，从万山中奔流而来的岷江水冲到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水流突然减速，泥沙大量沉淀，日积月累淤塞河道，影响航运。雨季来临，水量暴涨，泛滥成灾；雨量不足时，又形成旱灾。因此，李冰修建都江堰，需要解决航运、防洪、灌溉等多重难题。
李冰与其子（一说为其助手）二郎首先到湔氐县（即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实地考察地形，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心中豁然开朗，“仿佛若见神”，遂选择此处作为施工作堰的地址。李冰的选址非常巧妙，使渠首工程处于整个成都平原排灌系统的制高点，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属性，克服了渠系进水难的问题，掌握了调控岷江水流方向与流量的主动权。确定工程选址后，李冰还按照当时的习俗，“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祭祀水神，祈求上天保佑工程顺利。
都江堰从上至下，主要由百丈堤、分水鱼嘴、金刚堤、飞沙堰、宝瓶口和人字堤等部分组成，其中以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个工程最为关键。
分水鱼嘴修建在岷江中心的天然滩脊上，主要功能是分水分沙，因形似逆水而上的鱼嘴而得名。李冰带领百姓就地取材，利用蜀地盛产的竹子，编成直径三尺、长十丈左右的竹笼，内装鹅卵石沉入岷江江底，筑成分水鱼嘴石堰，有良好的防冲固堰作用。
分水鱼嘴正面迎头而上，将岷江分为东西两支。西支为外江，是岷江正流的天然河道，起排洪作用。东支为内江，又称都江，是人工开凿的渠道，经渠首进入灌区，用以灌溉田地。在中水期和枯水期，岷江水通过分水鱼嘴四成入外江，六成流内江进入灌区保证灌溉用水；丰水期则四成入内江，六成流外江防止灌区受洪水危害——是为“分四六，平潦旱”。
宝瓶口为都江堰的核心，是控制内江水量的咽喉工程。李冰在岷江出山口处修渠作堰，却被斜出的玉垒山挡住水流去路，遂将玉垒山劈出一个宽约20米、高约40米、长约80米的豁口。内江水经过豁口又分成许多毛细渠道，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后人将水网比喻为瓶子，作为总引水口的豁口就被称为宝瓶口，玉垒山除宝瓶口的剩余部分则被称为离堆。因开凿玉垒山工程艰巨，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直接将李冰修都江堰称之为“凿离堆”。
飞沙堰位于分水鱼嘴与宝瓶口之间，是人工修建的溢洪道，主要起分洪和飞沙作用。当内江水量超过宝瓶口能容纳的流量上限时，多余江水就会翻过飞沙堰流入外江进行泄洪；如遇特大洪水，内江水会直冲飞沙堰让其自动溃堤，洪水直泄外江。洪水漫过飞沙堰时，遇弯道形成环流产生漩涡，借助于离心力作用，可以将上游江水携带进内江的泥沙甚至卵石都抛过飞沙堰，排入外江，防止泥沙在宝瓶口和下游灌区淤积，是为“正面取水，侧外排沙”。
相辅相成的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首尾相应、势若蟠龙，形成系统的灌溉工程，实现了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发挥了分流、引灌、泄洪、排沙的作用。为观测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在岷江、内江、外江各立石人一个，“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江水低于石人之足，会有干旱之忧；漫过石人之肩，则有洪涝之虞。
据传李冰还确立了都江堰每年冬春枯水时节“岁修”时的“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深淘滩”，即淘挖内外江进水口河床的沙砾卵石时，必须挖到规定深度，保证来年河道畅通无阻。“低作堰”即修复堤堰时，堰高不得超过规定尺度，否则在洪水季节不能泄沙排洪；亦不能过低，否则无法拦水导流。
都江堰完工后，李冰在附近“溉灌三郡，开稻田”，又继续在蜀地兴建了二十余项水利工程，如“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通笮道文井江”“导洛通山洛水”，沿途“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李冰还利用蜀地丰富的井盐资源，“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凿井煮盐，“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蜀地由此成为秦军东向、剑指六国的战略基地，所产军粮源源不断输送前线，粮食生产力持续转化为战斗力。
老秦东向
李冰修建都江堰前后，秦国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昭襄王在听取客卿范睢的建议后，扭转了之前宣太后与国舅魏冉主政时期的越过韩魏远攻齐国战略，改行远交近攻之策。借助巴蜀地区的后勤支持，秦国对近邻韩赵魏三国展开猛烈攻势。而地邻三晋、与韩赵魏唇亡齿寒的楚国，因秦国巴蜀地区顺流而下的军事威胁，一直不敢发兵支援韩赵魏，使得秦国能够从容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李冰在蜀地进行的修堰开渠等治水活动，其着眼点不仅仅是灌溉田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其首要目标仍然是疏通指向楚地的水运航道。《河渠书》即言，“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明确指出李冰开渠的首要目的是“行舟”，江水“有余”方作灌溉之用。
李冰在都江堰周边“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后，从成都可以依托水路运送军队粮草顺江而下，“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打通了从巴蜀向楚地进军的水运通道，秦国由此形成了从巴蜀方向对楚国的大迂回、大包围。
而历史的意外在于，昭襄王任用李冰修建都江堰的首要目标，是“行舟”满足运输军队粮草的军事需要，而都江堰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主要原因却是其灌溉农田的经济作用。如今，都江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都江堰“行舟”通航的战略方向是楚国，但秦国攻灭的第一个国家却是韩国。而韩国的灭亡，又和秦国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有深度关联。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吴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