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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1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冰点特稿第1227期

烧不毁的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7月14日   08 版)

    芦桂芝和雨楠在武汉步行街卖花。

    芦桂芝在街头缠花。

    郭彦礼送芦桂芝去地铁站。

    芦桂芝在武汉步行街卖花。

    她知道自己的手不能停,只有不停,才有生意。

    那是烧成近乎一团的左手,拇指和食指间小小的缝隙夹着毛线,右手烧伤的断指和手背成90度垂直,虎口夹住钩针,慢慢钩出一朵太阳花。

    在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一家购物广场出口处,她的摊位尤其热闹。时不时有环卫工人、卖雨伞的摊贩、餐饮店的工作人员和她聊天,她拿出塑料袋或白色塑料泡沫板,招呼他们坐下。

    她叫芦桂芝,河南省商丘市人。1995年,家中的煤油灯爆炸,烧毁了她的手和脸。她3岁的小儿子郭小飞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嘴巴长到一起,只留出吸管般大的缝隙。

    为了给他们治疗烧伤,家里花光了积蓄,欠了债。芦桂芝的丈夫郭彦礼推着板车,带着妻儿讨饭。后来,芦桂芝用分辨不出手指的手画画,郭彦礼卖水果、糖葫芦,在几个城市漂泊。

    最后武汉接纳了这家人,城管不赶他们,大儿子、儿媳织花,郭彦礼给花盆缠麻线,芦桂芝和郭小飞售卖,一家人因为花被绑到一起。

    这个家不仅没有垮掉,还增添了一员——一个患有血管瘤的弃婴。捡到女孩时是个雨天,也是这个家最困难的时候,难楠同音,他们给女孩起名“雨楠”。

    1

    来武汉8年,芦桂芝没去过黄鹤楼,没逛过商场,即使是她常年卖花的江汉路步行街,也只是匆匆走过一次,还是在给顾客送花时。

    在武昌区洪珞社区老旧的出租房里,装满花的纸箱、化肥袋填满了整个家,郭彦礼每天缩在狭小的过道里制作花,长达十几个小时。

    制花很枯燥,郭彦礼把花和叶缠在铁丝上,嵌入到塑料花盆里,再给花盆刷黄胶,一圈圈缠上麻线。为了打发时间,他一边干活,一边看各种直播,“有声就行”,他抽烟厉害,连骑车都抽烟,5元一盒的便宜烟,一天抽三四盒。

    花是一家8口人的生计。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河南老家,钩好花后寄到武汉和长沙,郭小飞在长沙卖花,芦桂芝在武汉卖花。

    江汉路是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芦桂芝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她不吆喝,花上摆了一张写着“因火致残、收养弃婴”的纸板,编织花价格从5元到65元不等,最受欢迎的是40元的太阳花。

    光顾花摊的多是年轻人,看她头发花白,不少人喊“奶奶”,但实际上,她只有54岁。有人看到媒体报道,专程来买花,有人付款时会多转10元,也有人嫌贵,跟芦桂芝讲价。

    每卖出一朵花,收款信息就会传到丈夫和大儿子手机上。有顾客将太阳花的价格转成4元,家人会及时提醒芦桂芝,对方付错款。

    芦桂芝从下午2点一直卖到晚上10点,饿了就买碗不加肉的汤面,7元一份,晚上回到家将近11点,一家人吃过饭,睡下已到深夜1点。

    有花的日子,他们很知足,他们尝过没钱的苦。原本,他们是个幸福的四口之家,芦桂芝在家照顾孩子,郭彦礼经营一家窑厂,家里还有万元存款。

    但突如其来的爆炸摧毁了这个家。1995年的一天,芦桂芝给煤油灯添油,小飞拿蜡烛点油芯,一声炮响,劣质煤油炸了。芦桂芝在医院里醒来时,听到丈夫在哭,她去照镜子,被自己吓到——没有头发,眼皮外翻,牙外呲,双手缠着厚厚的绷带,“跟鬼一样”。她去姐姐家住,外甥女吓得不敢睡觉,大儿子也怕她,躲她几米远。

    小儿子烧得更重,脸和手烧得漆黑,入院几天不会说话,不哭,“就是忽闪忽闪有点气。”

    一夜之间,家里一贫如洗。郭彦礼找过县民政局,领到200元救济款,眼看吃穿没了着落,他推着板车,车上坐着5岁的大儿子和3岁的小飞,芦桂芝跟在后面走,他们去讨饭,讨到钱就去医院治疗。

    2008年,芦桂芝在河南一家医院治疗,发现医院侧门口躺着一个右半个身体布满血管瘤的婴儿,裹着红色棉被,在人群的围观下大哭。

    她把孩子带回了家。“她有手有脚,我和小飞都没有手。她一把手就可以抵我们两个。”芦桂芝曾对别人说。

    如今,13岁的雨楠帮芦桂芝扣扣子、提鞋。芦桂芝怕黑,晚上不敢一个人出门,有雨楠陪着就不怕了。

    2

    回忆那两年讨饭的经历,53岁的郭彦礼眼眶湿润,“那几年是真难。”

    关于这对夫妻,什么声音都有,有人跟郭彦礼说,不能坏了良心,抛弃他们娘俩。有一次,郭彦礼拉着车,对面走来两个小男孩,一个男孩说,你看他媳妇多难看,男的还抱着她,要我我就不要。

    隔着几米远,夫妻俩听到对话,什么也没说。

    芦桂芝嫌自己丑,在村里从不坐丈夫的电瓶车出门,出去打工后,她故意将回家时间和丈夫错开,“就感觉正常人和残疾人在一起没法过了。”

    她甚至给丈夫介绍过其他女人,“我说我把老公送给你,家和小孩归你,我出去挣钱,你看家。”但郭彦礼没走,“不舍得离开这个家。”提起这件事,郭彦礼有些不好意思,称“没有的事”。

    郭彦礼留下来,全心照顾小飞。出院不到两周,小飞的嘴唇长到一起,留出的缝隙只够塞下饮料吸管,郭彦礼把馒头搓成细长条,往儿子嘴里喂。感冒时,小飞的嘴和鼻子不能呼吸,口吐白沫,胸胀出一个馒头大的包,郭彦礼只能用棉球棒给儿子导鼻涕。

    后来,芦桂芝讨饭,郭彦礼打零工,一天挣几十元。其间,有个安徽人想把小飞带走,去浙江一个县城的寺庙卖香,一个月给郭彦礼3000元,郭彦礼拒绝了。

    小飞不能吃饭,郭彦礼寸步不离。有一段时间,他快支撑不下去了,想“一了百了”。直到1997年,小飞接连做了几次手术,嘴巴张开,不用人照看吃饭,郭彦礼才看到希望。那也是芦桂芝最开心的时候,夫妇俩确认,小儿子的命保住了。

    这么过了几年,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儿子开始上学,小儿子到了记事的年龄,两个儿子以后还要娶媳妇,夫妻俩商量着不能再讨饭,得干点“正事”。

    芦桂芝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间的几厘米虎口,夹住了画画的笔。她去过南京、徐州、北京,专挑人多的地方摆摊,画花、鸟、鱼,让顾客随意出价。郭彦礼去了昆山,搬过砖,卖过水果,给人装修玻璃。

    两人很少回家,芦桂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儿子们想念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让她回家。芦桂芝总想着,过年时学生放假,人多,“多挣一点。”

    3

    挣钱一直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事。

    芦桂芝每天卖花收入不等,多则上千元,少则一二百元。每天挣够300元,一家人的房租、日常花销才算保住。

    在雨楠眼里,爸妈永远围着花转。学校开家长会,妈妈没去过,都是爸爸去,有一次爸爸睡过头了,没去开会。以前每到寒假、过年时她都回老家,今年过年也没回去,也不过节,只吃了顿饺子,这么多年,都是韭菜猪肉馅儿。

    不上学时,她在家玩手机玩到凌晨,第二天下午才起床。由于血管瘤压迫眼部神经,雨楠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眼睛轻度近视,芦桂芝不让她玩手机,雨楠不听,她觉得不玩手机无事可干。

    有一次,雨楠问芦桂芝,你知道小孩要的是啥吗,是爸妈周末带着去广场玩。芦桂芝说,那是城市的孩子,越到周末,咱们生意越忙。“那你们挣钱去吧。”雨楠甩来一句。

    因为忙着卖花,家人忘记给她过今年5月份的生日。本来,雨楠在手机备忘录、闹钟和日历上作了备注,想在生日那天,请朋友来家玩,但父母忘了,她也没提。4天后,芦桂芝猛然记起来,雨楠沮丧地说,“我还以为没人记得。”

    今年夏天,有外人陪她去黄鹤楼玩,她最开心的是碰到一只狸花猫。她喜欢动物,以前,家里养过一只宠物兔,其他租客留下的。雨楠每天给兔子倒水、喂吃的,养到八九斤重,后来,芦桂芝把兔子卖了,因为过年带不回老家。雨楠哭了一晚上,芦桂芝又找到那人,想花5倍价格买回来,可惜兔子被带回乡下了。

    他们在昆山打工时,家里也养过3只土狗,听话喜人,雨楠最喜欢那只叫“球球”的狗,总围着她跑,但3只狗后来都被郭彦礼宰了——城管让他们给狗打疫苗,一只狗要花几百元,郭彦礼觉得不值当,炖了两锅狗肉。雨楠那时三四岁,她记得爸爸还把狗牙做成项链给她,她扔了,狗肉一口没吃。

    如果能再养一只狗,雨楠还想给它起名“球球”。她说,养动物是希望能陪她玩,因为“家里头都在忙”。

    芦桂芝说,雨楠因为平时没人陪着玩,“玩起来什么都忘了”。有一次,她和朋友在江汉路步行街玩,说好9点回家,10点也没见到人。一家人满大街找,发现她在一家商场7楼的影院。

    回到家,郭彦礼打雨楠,说再这样,就不要她了。有时雨楠早上上学,怎么叫也不起床,芦桂芝一着急,也说“你走吧,不要你了”。

    也许是把父母的话当真了,她很害怕失去家人的疼爱。看到芦桂芝抱孙子,她生气地说,这是我的妈妈,不是你的妈妈。她跟哥哥争宠,说以后挣了钱,给芦桂芝买大房子住,比两个哥哥还疼她。她在意被人说弃婴,让芦桂芝说她是亲生的。

    她在这个家小心翼翼。有一次她买汉堡吃,没吃完,扔进了垃圾桶,但她骗芦桂芝吃完了。芦桂芝又把汉堡捡出来吃,问雨楠为什么撒谎,雨楠说怕因为吃不完被批评。

    她也记得家人的好。有一次发烧,她吐了一晚上,妈妈帮她清理呕吐物,一夜没合眼。二哥一年多没见她,这次来武汉,带给她一个皮卡丘玩偶,手机话费也是二哥充的。

    察觉到雨楠的敏感,芦桂芝常留意她的情绪。家里只有次卧装了空调,郭彦礼挤过来睡时,雨楠没地方睡,躲在一旁生闷气,芦桂芝连忙安慰。一位学生要为芦桂芝免费设计衣服,芦桂芝怕衣服穿回家后,“雨楠心里不是滋味”,她又请学生帮雨楠设计一身。

    4

    芦桂芝尽力满足雨楠的要求。在昆山时,雨楠说想上幼儿园,芦桂芝用车推着她,满街找人,问教育局在哪儿。第一次去找,路人给她指错地方,她走出县城,车子坏了,她一手抱着雨楠,一手推车,累得直喘气。

    第二次找对了地方,但管事的人不在,过了几天,芦桂芝又去找,教育局给她开证明,让她去住处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但学校以雨楠患有血管瘤为由拒收她入学。

    芦桂芝又去找教育局,教育局让她去一所私立学校,学校还是不收。这一次,芦桂芝留在学校办公室不走,她跟人家说好话,说不图别的,只图小孩“识个字”,说着说着哭起来。学校接收了。

    紧接着,问题又来了,雨楠没有户口,需要回老家补办。为此,芦桂芝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派出所和民政局,派出所要求她出示收养证,芦桂芝没有,给人家看以前报道过她的报纸,证明她不是非法收养。

    不光替雨楠操心,在这个家里,芦桂芝一直是那个抛头露面的人。

    2012年,郭彦礼去武汉卖糖葫芦,被城管多次没收三轮车。无奈之下,芦桂芝去武汉帮郭彦礼要车,城管可怜她,把车还给了他们。当时,大儿子和女朋友都在武汉,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卖手工制作的玫瑰花,花被城管没收后,也是芦桂芝替儿媳去要。

    在儿子建议下,芦桂芝开始卖玫瑰花,看到别人卖太阳花,一家人买来照着钩,花的品种越来越多。2015年,武汉本地媒体报道芦桂芝后的一段时间里,她的摊位前天天围满人。

    当地一家基金会也常年帮助他们,每年送油和米,还组织志愿者帮他们卖花,3天卖了万把块钱。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他们回了老家,这家基金会还为他们交了一年房租。

    当地一家医院也提出为他们免费治疗,芦桂芝左手虎口被割开更大口子,刚烧伤那会,芦桂芝右手拇指和食指长到一起,虎口只能夹住筷子,右手什么都夹不住,拿东西要用两手捧着,洗衣服用脚踩。

    小飞做了两次手术,手张开的幅度更大,下巴和脖子连接得也没那么紧了。雨楠的脸部做了激光手术,但没治好。

    虽然媒体报道能增加卖花销量,还带来医疗救助资源,但家人大多不愿意面对镜头。采访时,几乎都是芦桂芝在说。一次电视采访,主持人问小飞,想不想找女朋友,小飞不愿意回答,芦桂芝立马接过话茬,不让节目冷场。

    采访前一晚,她认真准备台词,紧张得整夜睡不着。在台上,说到心酸的往事,她尽量让自己哭,她觉得,只有哭了,观众才会掉泪,相信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

    但实际上,和记者说起她把别人吓跑、讨饭的经历时,她总笑,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她朋友很多,一条街上的摊贩都爱和她聊天,并帮衬她,大家都熟悉了这张脸:残缺的鼻子露出鼻毛,耳朵只剩一只,经过多次植皮,脸上布满了怎样也熨不平的褶皱。

    有老人把卖不完的玉兰花送给她,也有河南老乡在她旁边卖雨伞、帮她拿塑料袋给顾客,还有一位陌生人总给她送口罩,她家里因此一年没买过口罩。

    一位在餐饮店打工、经常给她送面的大姐说,芦桂芝很乐观,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施舍,她最初送了一包糖给芦桂芝,芦桂芝坚决回赠给她一枝花。

    芦桂芝在街上捡到过钱包、手机、黄金镯子,有的交给了城管,有的暂时替人保管。人家来取时,她请求对方买她一枝花,当作答谢,或者发个朋友圈,替她宣传。有人买她的花,她会说“谢谢”,并交代小飞也这么做,对人微笑,不能“耷拉着脸”。

    她一直为这个家活着,没给自己放过假,也没买过护肤品。一年添置的两三件衣服,都是在批发服装市场上淘的,几十元一件。她爱美,衣服大多是红色、绿色,带着碎花。

    6月末,哈尔滨一家电视台邀请他们录制节目,一家人第一次坐飞机,住星级酒店,芦桂芝觉得酒店的牙膏好,刷过的牙齿很白,想带回家,郭彦礼不让,她赌气说,回家买好牙膏。

    这一次,她跟店员说要“最好的牙膏”,花了17元。她是家里最节俭的,地铁上常有人扔雨伞,她捡回家,伞多得挂满了门钩。

    5

    在芦桂芝看来,婚姻就是“两个人搭伙做生意”,经营好家庭,供养孩子长大。芦桂芝总夸赞郭彦礼“能干”,说他在家干活辛苦,不比她在大街上,还有人聊天。

    郭彦礼每天做花,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生意好,熬一夜才能把花赶出来。

    如今,大儿子成家,小儿子独立,能混到这一步,他说自己“心满意足”。

    以前,小飞嘴不能吃饭,他动过自杀的念头。后来在昆山装修玻璃,他迷上了打牌。开始是老板打,让他陪着,工钱照发,后来,他自己打,赢了一次还想赢,接着是不停地输。

    大儿子郭连杰劝父亲别打了,他让儿子滚。“那会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跟疯了一样。”郭彦礼形容当时的自己。

    后来,他听从大儿子建议,来到武汉,算“重新开始”。卖糖葫芦不顺利,他帮着家里制作花,没时间出门,和外界隔绝,靠看直播打发时间。雨楠有一次听到父母吵架,缘由是爸爸在直播间给人刷了300元的礼物,那相当于一家人一天的吃住开销,很多时候,芦桂芝在外蹲一天,也挣不了这些。

    一天傍晚,芦桂芝对记者说,手机也有“不好的地方”,尤其是直播,有的女主播让男人刷一次礼物,就喊声哥哥,“毁了多少家庭”,但她没提和丈夫因刷礼物吵架的事。

    她觉得这些年,郭彦礼还是顾家的,他自己出去吃饭,总是再买一份带回家给她。芦桂芝说,她是慢性子,郭彦礼是急脾气。两人吵架时,芦桂芝一声不吭,拎着花就出门。到晚上,郭彦礼气也消了,做完晚饭等她回家。

    再怎么吵,每天下午,郭彦礼还是骑着电动车,送芦桂芝到地铁站,尽管这段路走5分钟就能到。晚上10点半,再准时接她回来,风雨无阻。有时晚上等不到芦桂芝,郭彦礼会打电话询问,接到电话时,芦桂芝是笑着的。

    30岁的郭连杰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慢慢理解父亲养家的不易,“他心理压力挺大的”,他认为,对父亲来说,打牌、看手机都是一种宣泄。

    有时候生意忙起来,父子俩通过微信视频,一起熬夜,聊的都是孩子的事。2014年,郭连杰从武汉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在一家科技公司实习,月薪2000多元,“活不下去”,他回河南老家县城安了家。

    作为家里的另一根顶梁柱,郭连杰包揽了家里很多琐事。父母不会手机支付,他帮着把卖花的钱存起来,定时给他们交水电费和房租,转生活费。老家的婚丧喜事、人情往来,也是他操心。

    上学那几年,他注意到武汉街上很多摊贩,而且城管不驱赶残疾人,鼓动一家人来了武汉,有了后来卖花的事。他以妈妈的名义开了淘宝店,有人下单,就通知爸爸发货。闲暇时,他跟老婆一起制作花,加上网上卖水果的收入,勉强养得起一家四口。

    郭彦礼夫妻俩都觉得亏欠了大儿子。小时候,兄弟俩吵架,考虑到小飞残疾,郭彦礼会教训大儿子。芦桂芝说,有一次,大儿子委屈地问她,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为什么父母总向着弟弟。

    对于这些,郭连杰已经不记得了,打记事起,他就跟爷爷奶奶住,父母常年带着弟弟在外治疗,很少回家。他只记得父亲很严厉,不完成作业会被打,理解父亲是希望他“出人头地”。

    照顾一大家子有时也令郭连杰感到疲惫,但他觉得男人不能谈辛苦,“今天喝两杯,明天继续干。”

    6

    现在,一家人最放心不下小飞,盼着他成家。

    芦桂芝给儿子介绍过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异女人,女人说看到小飞害怕。她还带过一个腿瘸、胳膊不能动的年轻女孩回家,女孩妈妈要求小飞在武汉买房,这段关系也没了下文。

    有时候,家人和小飞试着商量成家的事,小飞总说“没合适的”“你们别操心”。芦桂芝理解儿子,找正常人怕被看不起,找残疾人也不好找,“心里有压力”。

    在郭连杰印象里,弟弟话很少,从不向家人吐露心事,问什么都是“啥都行”。虽然小飞嘴上不说,但家人都知道他在意容貌,他的脸伤得比芦桂芝的重,五官没有一处完整。

    多次进行脸部和手部植皮后,小飞大腿、腰部的皮肤被割掉多次,留下一道道疤痕。手术次数最多的部位是下巴,因为面部烧伤严重,小飞的下巴和脖子长到一起,每一次重新割开,几个月才能恢复。

    谈起那场意外,郭小飞不愿意多说,表示“从小到大都这样”,习惯了。

    芦桂芝记得小飞没烧伤前好看的样子,她后悔没给小飞拍照留念,她自己有一张年轻时的黑白结婚照,照片里的她短发、圆脸,眉清目秀。但小飞从记事起,看到的就是残缺的自己。

    郭连杰觉得,弟弟仿佛把自己包裹起来,抵触外界的目光。一家人相聚武汉,他发现弟弟总窝在家,烦了就去附近散步,都是晚上出门,回来时,家人都睡着了。每次小飞从长沙回老家,郭连杰都觉得弟弟穿得“破破烂烂”,“感觉他从来不出去买衣服”。

    郭连杰猜测,弟弟或许是不好意思去逛商场,他让媳妇问弟弟的衣服尺码,给他买好冬夏两季的衣服,寄到长沙。

    郭彦礼和芦桂芝也尽力呵护小儿子。以前,村里小孩看到小飞就躲得远远的,小飞不敢出门,郭彦礼鼓励他去超市买东西,见卖东西的人不笑话他,小飞才渐渐愿意出门。

    2012年,小飞辍学,去昆山帮父母照看雨楠。芦桂芝四处给他找工作。有超市招募手推车回收人员,她带小飞去应聘,对方说不招残疾人。去卖报纸,也没成。

    接连找不到工作,小飞有些消沉,晚上玩手机,白天睡觉,芦桂芝感觉儿子“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了”,她害怕小飞出心理问题,又请求帮助过他们的一家基金会,给小飞安排垃圾回收的工作。

    后来,小飞尝试卖水果,郭彦礼陪着。遇到城管追,小飞就跑,芦桂芝怕小飞一害怕,撞到人,又去跟城管说好话,让城管别撵他。

    直到2015年开始卖花,小飞的生活才走上正轨。郭连杰说,起初,弟弟不愿意卖花,家人天天劝,把小飞说哭了,那是小飞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哭,以前做十几次手术,他都没掉泪。郭彦礼知道,儿子不想出去是“嫌丢人”,陪着他卖了3个多月。

    卖花时,小飞和母亲一样坐着钩花,只是他的花更贵,母亲的太阳花卖40元,他卖80元,但也有人买他的花。随着花越卖越多,小飞对卖花不再那么抗拒。

    郭连杰明显感到,弟弟卖花后朋友变多了,常出去吃饭,他很高兴,“毕竟不窝在家里了”。谈到长沙的生活,小飞变得健谈,他说周围朋友都是摆摊的,有个朋友没钱交房租,他让这位朋友免费到家里住。

    小飞不抽烟、不喝酒,很少买东西,除了每月500元的房租,大部分支出都用来请客。

    有段时间,他想赚更多钱,和人合伙开包子店,还买过理财产品,炒过股,都不顺利。那之后,郭连杰督促弟弟攒钱,帮助他在老家买了房。

    郭彦礼说,哪怕小儿子不能成家,将来把房子留给大儿子的孩子,也能仰仗着后辈照顾。

    芦桂芝打算努力卖花,攒几年钱,帮着小飞成家,再给雨楠治病。

    这么多年熬过来,芦桂芝觉得自己很幸运。她喜欢武汉这座城市,年轻人买她花,养活了她一家人,城管照顾她,给了她一片容身之所,在这里,她可以做自己,因为没人认识她,“他们想看我就看,不看就不看。”

    遭遇爆炸后,她似乎什么都不怕了,“前面有事,一样一样的解决。”去哈尔滨时,她坐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看不到人,只有一朵朵白云飘过。她突然“迷茫得不得了”,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但飞机一落地,看到人,她感慨人真厉害,创造这么丰富的世界,“还是人间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7月14日 08 版

烧不毁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