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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更换了自己的手机和手机号码，因为他原来的手机被一款间谍软件盯上了。
7月18日，英国《卫报》等17家媒体联合披露了一则震惊全球的监听丑闻——以色列NSO公司生产的一款名为“飞马”（Pegasus）的监听软件，被出售给了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的60个情报、军事和执法机构，正在被广泛、持续滥用。一份曝光名单显示，全球目前至少有5万个电话号码被“飞马”监控，受监控者甚至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等现任国家领导人。
这款在全球搅得人心惶惶的软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收集数据、使用手机摄像头录制视频、秘密激活麦克风、截取屏幕截图和位置信息等，所有这些都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卫报》报道说，“飞马”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民间公司开发的“最强间谍软件”。
NSO公司是什么来头？制造“飞马”软件的目的是什么？幕后是否另有黑手？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王冲表示，“我认为，NSO应该是一家半商业公司。”王冲教授说，一家公司的顾问，常常代表着公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关系。NSO公司有两位非常重要的顾问，一位是以色列国防军国际法律联络处的负责人，另一位是以色列政府网络部门的创始人。这就从侧面说明，NSO公司与以色列政府虽不是从属关系，也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亲密合作。像“飞马”这样的软件出口，需要经过以色列官方批准，这也说明NSO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有政府背景，至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半商业公司。
此前，以色列战略和通信顾问伊斯雷尔·巴哈尔（Israel Bacha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NSO这样的公司能在外交上帮助以色列……以色列在外交上使用的工具之一，就是它的情报能力。”法国《世界报》报道说，NSO公司和以色列政府不可能不清楚，很大一部分购买“飞马”软件的客户，目的就是用这款软件监视本国的反对派人士和民众，兼顾搜集合作伙伴的工业和商业情报、邻国政府的情报。
联系到地区局势和巴以冲突的背景，王冲认为，以色列制造这样的软件，很可能与巴以冲突有关。“这款软件的核心功能在于监听手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包括哈马斯相关人员的监听无处不在，所以我判断这款软件是基于这种需要而研发出来的。然后，将技术作为一种‘武器’出售给他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王冲不太同意以色列利用“飞马”软件打造“中东情报网”的说法，因为NSO公司提供的只是软件、是技术，而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使用者监听谁、怎么监听，公司也许不会过问。
事件曝光后，NSO在一份声明中解释称，“飞马”只是一款商业软件，公司只会把软件卖给那些有良好人权记录的军方、执法和情报部门，“专门用于监控罪犯和恐怖分子”。但事实上，该软件已经和正在变成一些国家政府监控任何“对手”的工具。比如在印度，因“飞马”引发的事件发酵成了“印度版水门事件”。反对党表示，有证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莫迪政府对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及其亲属进行了监听，被监听者还包括新闻记者，甚至包括国防部长。
王冲认为，尽管“飞马”引发的风波较大，但目前来看，对一些国家的内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会太大，“最大的影响、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可能就是像马克龙这样赶紧换个电话”。
倒是美国面对此事的态度耐人寻味。长期以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是有情报共享机制的，因此，如果以色列通过“飞马”软件收集到了有用信息，在不涉及自身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是会分享给美国的。但美国口口声声要求别国“打击网络黑客”、要打造“清洁网络”，却对“飞马”事件默不作声。
“飞马”丑闻折射出来的，是全球情报搜集、信息保密的现状。伊斯雷尔·巴哈尔说，NSO只是庞大的网络间谍行业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相互监视”。王冲也说：“在一些国家，政敌之间的监听早已不是秘密。美国通过电缆监控德国领导人的谈话，早期斯诺登爆料的‘棱镜计划’，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对于监听和情报搜集工具而言，没有‘飞马’也会有‘飞驴’‘飞象’。”
但这并不表示国家和民众面对复杂的网络安全形势只能坐以待毙。王冲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飞马”事件至少为各国带来了警示。第一，应更加重视外交人员的信息通信安全。这次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印度不仅使用“飞马”软件监听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及其他官员，也对中国驻巴外交官使用了这款软件。第二，应该从立法角度加强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现在的世界上，既有像美国国家安全局、中情局这样的国家级大规模监听，也有像“飞马”这样的半商业机构和软件对信息的盗取，还有一些社交软件对用户信息和隐私的收集。为防止机密信息被窃取、个人信息被滥用，必须加强防范，及早采取措施。
本报深圳7月2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周呈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