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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作为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去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前身）毕业实习。路上，她一直想象着常书鸿和段文杰两位传奇人物，“他们喝过洋墨水，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护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应该是一个浪漫、气派的地方”。
然而，一下车，她傻眼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个个面黄肌瘦，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衣服，跟当地老乡似的。尽管生活条件艰难，但一进洞窟，看着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樊锦诗什么都忘了。
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周恩来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需要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就这样，樊锦诗在毕业分配时正式去了敦煌。
“敦煌是我的宿命。”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83岁的樊锦诗这样说。
1938年7月9日，祖籍杭州的樊锦诗生于北平。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希望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于是给她起名樊锦诗。那时的北平已经沦陷，樊锦诗一家就去了上海。小时候的她目睹过什么是“十里洋场”，也目睹过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7岁的樊锦诗兴奋得不得了，中国终于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在上海念中学时，受父亲影响，樊锦诗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时，樊锦诗没有征求父母意见，自作主张填了北京大学；进入北大后分专业，又不假思索地报了考古专业。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将和敦煌一生一世。
父亲送樊锦诗去敦煌工作时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父亲的一句话，让我彻底长大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樊锦诗说。
自从24岁到敦煌，樊锦诗再也没离开，60岁时，她接段文杰的班，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敦煌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樊锦诗大胆着手建立“数字敦煌”：一是建设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二是找到一种方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让游客能“窟外看窟”。
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季羡林称赞樊锦诗时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国际上一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让敦煌学回到中国，是几代学者的梦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以季羡林、常书鸿、饶宗颐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学者已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地位。”樊锦诗说。
关于敦煌学的未来，樊锦诗认为，敦煌学研究要进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遗产资源，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敦煌学的发展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圈内，要让敦煌文化遗产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樊锦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出差从不带秘书，自己拉个箱子就走了，“我这个人不愿给人家添麻烦，一个人出差随便住哪儿都可以，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但她把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个人都看成自己人生事业的同路者，无论在任时还是卸任后。
对那些刚来这儿工作的年轻人，樊锦诗告诉他们：“到了敦煌，你就只能一直摸索前行了。”让樊锦诗高兴的是，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时，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樊锦诗说，“是命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到敦煌。现在，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就是最大的幸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