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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上海市宝山区的少先队员正沉浸在“闯关任务”中——有的把自己的画作贴到社区展示墙上，“点亮”社区美好；有的拉着爸爸妈妈清理自家门口的堆物，改善楼道环境；有的在社区里捡垃圾、杂物，保持公共卫生；还有的天天陪爷爷奶奶下楼检查是否有电瓶车飞线充电情况，做社区消防卫士。
这是上海市宝山区“社区小先生制”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宝山区7.8万余名少先队员陆续到全区487个社区报到，参加“社区小先生制”的各项闯关任务。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先生”编号，每个“小先生”要完成包括最美清道夫、堆物GOGOGO、社区美容师等12项任务中的10项，最终争得红领巾奖章；还将有50名小先生获得区级金牌，1000名小先生获得区级银牌，并获得举荐参评市、区其他荣誉奖励的机会。
暑期临近尾声，这两天，宝山区大华二村铂金华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少工委委员刘秋芬正在紧张地统计社区里54名小先生的任务完成情况。她打开“宝山社区通”，认真记录每一名小先生上传的“打卡”情况。
记者注意到，这是上海特有的“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改革新特点——用少年儿童喜欢的项目引领少先队社会化工作，着力打造“有组织、有队伍、有阵地、有活动、有制度”的“五有”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
一年前，上海已在基层社区针对“谁来做少先队工作”做了布局。像刘秋芬这样的居民区书记，都同时兼任了社区少工委委员，由社区团干部具体负责社区少先队工作。确定“谁来负责”后，随之而来的难题是——没有多少青少年工作经验的社区干部，能为寒暑假待在社区里的少先队员提供什么活动项目？
“起初我们也担心，没有抓手的话，工作怎么做、做什么。”刘秋芬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团宝山区委会同区教育局推出了“社区小先生制”闯关系列活动，社区少工委委员“一下子就明白活动要怎么搞了”。
令刘秋芬欣喜的是，“社区小先生制”设置的12个闯关项目，本身就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都是我们社区的重点工作，我们原本也希望让社区青年、少年参与这些工作，而不是做旁观者。过去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现在刚好创造了一个好机会。”
其间，上海市少工委召开调研会、协调会等，直接指导宝山区少工委推进“社区小先生制”工作，并组织各区开展现场观摩，推广宝山区经验做法。
截至记者发稿前，宝山的小先生已带动约11万名青年家长共同参与到社区建设、治理活动中，社区治理参与人数增幅预计将达到12%。
此前举行的全国少工委八届二次全会要求，要大力构建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在“广泛”上下工夫。广阔的社会一直是党教育少年儿童的重要空间，也是少先队必须占领的阵地。要立足校内、拓展校外，加快恢复社会活动阵地，加快构建“校内+校外”的少先队组织模式，使社会成为联结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纽带。
上海市委市政府曾提出到2035年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规划。近日，上海市少工委开始探索立足上海少先队“幸福教育”，整合区域红色、教育、文娱等实践资源，打造“15分钟少先队校外幸福活动圈”，让“活动圈”成为少先队员对社区幸福生活向往的落脚点，成为他们立志为人民谋幸福的出发点。
在临时疫苗接种点维持秩序发放矿泉水、看望孤老和独居老人、听“五老”讲党史、在社区参加跳绳套圈比赛，这些都是上海宝山区社区小先生们的日常活动。
他们的这份社区工作，也成为少先队育人的重要手段、上海落实教育部“双减”工作的重要补充。“尝试回答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怎样培养青少年的问题。”团宝山区委书记魏明告诉记者，“小先生制”最早由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32年在宝山提出，即发动小孩子做教师，让识字的小孩教授不识字的小孩或成人，以解决当时日常教育中师资奇缺、经费不足等矛盾。陶行知曾把“小先生制”奉为推行生活教育的理想途径。
“社区小先生制”推出后，魏明发现，假期里家长对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需求特别旺盛。“原本以为家长们可能嫌麻烦，会有投诉。实践下来，个别家长确实有‘投诉’，但不是‘投诉’打卡项目太多，而是嫌活动有时太紧俏，报不上名。”魏明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社区有320多名小先生，每次社区组织活动采取微信群接龙的办法“先接先得”，一些家长看到别人家孩子的成长后，也赶紧报名。
据悉，最终小先生在社区的表现都会通过一本“闯关护照”体现出来，由孩子所属学校予以确认。“经评选后，我们的50个金奖、1000个银奖小先生，将成为整个宝山少先队员学习的模范榜样。”魏明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