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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见面的第一句话，邱领说想改名字。“邱领”要变成“邱岭”，名里见山，她想离自然近些。原本的“领”是领袖、领导力的“领”，像她以往生活的关键词。
这个29岁的北京姑娘很多年一直像“领跑者”，小学时是大队长，保送清华附中的初中，做乐队首席，成绩很好，又保送本校的高中，高考前能进全市前二十。大学去了美国著名的私立女校史密斯学院，她依旧活跃，爱张罗事儿，组织社团和校内活动，“一路上来都是圈子里面的佼佼者和焦点”。
毕业进知名银行，成为首批中国管培生。她聪明，斗志昂扬，被同事叫做“小豹子”。
但她身上同时又寄居着恐惧、焦虑和对未来的茫然。工作到第5个年头，她经历情绪的失控：在北京街头崩溃哭泣、对路人无法抑制地发火。她最终决定裸辞。
辞职后，邱领见了一些朋友。她惊讶地发现，在精英圈子，裸辞者不在少数。她说，那所美国女校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位中国学生因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而辍学。如一位美国校长所言，“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我恍然大悟，这不是个体现象，这是群体现象”，邱领戴着银色的大耳环，头发高高盘起，语速很快，“这个群体的标签非常清晰，基本都是家境中等收入以上，从小就是别人口中的好孩子。”但当他们内心意识觉醒，往往陷入旧行为方式与新观念的挣扎。
他们非常擅长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是寻找答案的时候了。
崩溃
邱领大学里学的是艺术史，听了爸妈的话，又修了一门“实用的”经济学。毕业进入一家服务科创型企业的银行。“当时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去抢案子，找到创业公司，说我们要给你们钱，然后跟他们谈条款。”
邱领和另一位管培生刚回国工作时，级别更高的同事也常向她们取经。一位VP（经理）级别的同事说，太羡慕她们了，年纪轻轻就被招来做管培生，而且是第一届，升职会很顺利，“他说他40多岁，才做到VP，我们这样做下去，估计三五年就升到VP了，之后案子奖金什么的，就不愁了。”
未来看上去平步青云。回到北京工作后，组里的氛围融洽，老板是美籍华人，待她很好，他工作的思路、习惯以及工作态度深深影响了她。“他是work hard play hard的典型代表，让我们带着电脑去夜店加班。”
一家公司刚刚注册，邱领最好第二天就“杀”到那里，告诉他们她可以提供何种服务、未来有哪些合作，“把我们的饼扔给他，看他吃不吃，他最好吃，如果不吃，我就一直塞。”
以前办公室有一张长桌，大家围着坐，老板抽一根烟，一圈一圈地转，转到谁那里，喜欢凑上去问，“刚才就是这一页纸，怎么还没好，你这太慢了。”
邱领爱做计划，24小时被一个一个事务小格填满。工作之初，考核KPI的方式是一年要加两三百个微信好友，以及当上10个群的群主。“其实这在创投圈很平常，一年参加五六十场活动，每次接触几个项目方，每个项目里有创始人、合伙人、CFO……我工作的5年里，每年都新增两三百好友。”
她的目标就是一步步积累，成为这个圈子小有影响力的人。梦想在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跳到一个更好的美元基金、投资圈里的大厂。
她每天最早来到公司，走得又晚。“一直到去年2月份，我都很享受我的工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创业公司普遍缺钱，邱领的业务量暴增，早上起床刷牙时都在开会，一直开到夜里12点。她不断接到创业公司打来的电话，请求合作，“条件苛刻一点没问题”。
微信上几百条未读消息，各种群都被设置了勿扰。“之前我觉得每条东西都需要去回复，太看重自己了，渴望建立一个比较愿意沟通的社会人的形象，快速塑造一个社会地位。”但这些东西太多，就变成了对自我的消耗，消耗了与家人、朋友沟通的能力，回家什么都不想说，因为没力气。
疫情期间，她不能去公司，一个人在家里埋头苦干，感觉非常孤独。“那种孤独和压力瞬间增加了我对自己人生状态的怀疑。”
她暴饮暴食，从楼下超市抱三大桶冰激凌回家。运动的习惯也被打乱，她开始长胖，绕着马路跑步，在冬天的街头，她一边跑，一边哭。
她想到工作的意义，对于自己，对于他人，想完愈加失望。“每天就是跟别人撕，比如这个条款他要改，我说不行，我们两个就开始列举各自的原因，实在不行就各退一步，他改一条，我改一条。这种工作不是在自我满足。”“我很迷茫的点在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我的工作、我的交友，以及我穿着光鲜亮丽去市场中，我到底图个啥？”
以前市场好，老板也好，因为外部因素，她忽略了内心对于这份工作的真正评价和感受。当她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工作时，她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享受它，“我真的在心里一直骂，公司死了就死了，现金流断了就断了，不要来找我。”
状态最不好的时候，邱领走在路上，路人动了下自己的手臂，她都能拉着人家吵，指责他走路怎么摇头晃脑。她在外租房，有一次晚上回家没带钥匙，业主可以刷脸，租户不行，她把门禁砸了。
当她能回到办公室时，老板一瞧见她的状态，第一句话就是“You look like a shit.”
那段时间，她拒绝回父母家，也不想跟爸妈沟通，家里还在催婚。有一次母亲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她看完直接崩溃。
“邱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又出国留学，你永远想到的都是你自己，你只是一味地照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却回避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
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她一直在谈论责任，邱领想。长期以来，当好学生的责任、做好职员的责任，压抑了真实的自我需求。
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反复听到“责任和义务是第一要义”。林零是她童年玩伴，两家父母交好多年。她记得邱领家教严格，要强的基因写在骨子里。“她小时候穿的鞋比脚小一点，我们问她为什么这么顶脚还穿，她说因为妈妈觉得不要让脚长得太大，不好看。”
邱领上学时的“责任”是做一名好学生，甚至连文娱活动都属于履行责任——那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是发展自我的一个步骤。
小时候她拉小提琴，父母选的，大人每周骑车带她去老师家里，回家逼她练琴。她不喜欢，把琴摔了。家人要求她必须学一件乐器，她挑了竹笛，考到了十级。“这东西是我自己选的，相当于跟我妈做了一个交易，我绝对不能放弃。”
有一年寒假，快过年了，邱领还在做作业，“我就特别崩溃，在院子里面转圈，转着转着就很生气，一下就把手机砸到地上了，当时还是翻盖手机。”
母亲看到了，说“你这样做真的非常没有礼貌”。邱领对那个瞬间记忆深刻——家人关心的居然不是自己为什么砸手机，而是这样做有没有礼貌。
去年确诊抑郁症后，邱领去做心理咨询，哭得不能自已。她原打算用两三个月快速解决情绪问题，回到正轨，却发现了许多之前从未被当成问题的问题，“我才发现自己对于父母有很多怨气，原因在于我没办法展示真实的想法和情绪。”
从小到大，当她展露真实需求的时候，总会被反驳和否定。“我周围的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沟通问题。”
她有一个小本，里面记录了自己以后当父母要怎么样做。其中有一条是“我会非常尊重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邱领虽然不认同父母的做法，但也理解他们。她的父母是“非常努力向上冲的人”，是她从小的模板。他们最初受惠于体制，又在转向市场的波动中完成阶层跨越，他们身上既有不服输的冲劲，又有对规矩的尊重，“对于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在他们身上是混合的”。
到了下一代，子女拥有更多选择，他们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强调个体的感受。
邱领就读的史密斯学院，坐落在美国东北部，在一片叫先锋谷的地方，校友有两位前第一夫人、《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教会美国人做饭”的美食家茱莉亚·查尔德等名人。
冬日暴雪，学生们窝在宿舍里烤火，或是去图书馆搞论文，守着学校的天堂湖，“我们从未怀疑过天堂里的生活。”
漫长的历史里，这所女校曾教淑女如何在火车上优雅地放行李箱，如今在油画课上，一位女生用经血作画，大受好评。“老师不教你画画的技巧，只说主题，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我表达。”
入学前，学校的推荐书目是《天空的另一半》，讲述亚非拉国家女性的生存困境。课堂上，哲学、政治学、脑科学三门课火爆，虽然它们读起来很累。有一年暑假，邱领想学法语，学校出钱把她送到巴黎学习。
“学校给我树立了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我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灰色地带，但是关于知识和灵魂的需求还是有好坏之分。”邱领说。
回国后，每次跟女校的朋友相聚，她们给的精神上的支持能帮她“顶住一个又一个生活中的脓包”。
邱领裸辞后，见了十几位好友，包括校友，发现许多人都面临情绪问题以及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问题，在倾诉中彼此消解痛苦。
危机最常出现在即将30岁时，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的交接期也是一个重灾区。这两个节点，很多人选择裸辞或是把老板炒了，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像放飞关久了的鸟。“高度相似的人生经历，在我朋友圈里面，在过去这一年被重复。”
邱领说自己内心孵化出两个小人，一个白小人很闪亮，是“爸妈说、社会说”的正确答案；一个黑小人代表自我意识，是小时候的调皮、是冲破束缚，也是反抗。
一个同届校友，学戏剧，毕业后回到家乡上海，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字幕组，今年4月份辞职，去了云南；一位北京的同行做FA（财务顾问），辞职搬到了广东的渔村；一个在上海做英语培训海外市场的朋友，裸辞去云南待了3个月，现在去了一个义工平台……
发小儿林零也从一家教育机构裸辞。她在德国和澳洲读完高中，又在澳洲读了大学和研究生。
教育行业当初热火朝天，同行广告打到春晚上，舍得花三四千元获得一位新客。超速的发展有时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林零感觉偏离了自己的初衷。
林零在家赋闲一年多，她练瑜伽，“白天去上瑜伽课的人和晚上去的人，状态不一样。”白天的人通常比较淡定；晚上来上课的，下班火急火燎地赶来，说话动作都快。
那段时间，两位父亲聚在一起愁眉苦脸，说这两个姑娘又不上班又不谈恋爱，她俩到底想干吗。
两人相见时，邱领说自己脑中的白小人和黑小人打得不可开交了，“我对黑小人说，‘你可以去尝试’，但它从小没被锻炼过，也没占过主导，甚至你都不知道要让它怎么去行动，就贼怕。”
但黑小人最终胜利，“它要带我去放荡一段时间。”林零听后哭了，说“我真替你高兴”。
自然
当她尝试卸下负担，邱领好奇，黑小人究竟能让她走多远？
心理咨询师跟邱领说过这样一句话：任性是最被忽略的一种美德。她早早被迫学会了假装是个大人，却从来没有被教过怎么去好好做一个小孩。
她想看看任性到底会带她到哪里，造成什么后果。她也清楚，如果走不动了，她还能回来，她还有白小人的身份。
辞职后，她第一站去了大理，在云南生活了4个月，之后去贵州待了两个月，又开车去新疆。旅途的大部分时间，只有自己和一辆租来的车，她觉得这是一个迟来的青春期。
林零说，很多人的想法只会停留在脑子里，但邱领“挺豁得出去”。路上常碰到人问，“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自己出来？”邱领很反感，懒得解释，就回答“我失恋了”。
刚出门时，她秉承上班时的习惯，严谨做计划并严格执行，预计住几天就住几天。后来就放飞了，想住几天住几天，到了贵州，基本没有计划了。
她不特意准备衣服，也不带化妆品。行李箱里有一套运动衣、一双跑步鞋、一个笔记本。她每天中午和晚上看一次手机，回复家人朋友的信息，不玩游戏不刷视频，把眼睛和脑子都留给身在的那个地方。
在云南，红河谷、无量山、独龙江、高黎贡山，自然给她上了一课。“我原本内心破碎，不能承担任何工作。在没有人的环境下，我仍然感到非常强的自我存在感。我就像这世间的树风山河，我存在本身就是让人震撼的事。”
她顺着国道每天开300公里，有一次住在一个叫老姆登村的地方。村子依山而建，有个教堂。晚上，人们穿着民族服饰，在教堂前唱歌跳舞。周围漆黑一片，只有这个画面亮着灯。
她突然感觉自己之前生活在一片虚假里，“我的工作、工作换来的工资、工资换来的物质条件、所谓的事业上进心，这些真的那么重要吗？你不过是吃一口饭，种一亩地，一口一口地呼吸。”
在她看来，北京的投资圈许多投资人像她一样年轻，对行业缺乏理解，谈到对一家公司的判断，大家说的话大同小异，“可能都在引用最近某篇很火的文章，甚至举的例子都一样。”他们没有时间做深入研究，在饭局上交换着同质的信息。与之对比的是，美国的投资人大多比较资深，言论可以像论文一样被别人引证。
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来公司实习的基本都是国内名校的大学生，他们“完美”的简历很相似，几乎每个寒暑假都有实习，囊括了时下最火的行业和风口：金融打底，投资和咨询加码，最后互联网是皇冠上的宝石。稍微有些胆量的人会去创业公司，但大部分人不这么做，他们认为去创业公司是浪费时间，因为它没办法跟任何地方衔接。
很多实习生努力想让别人认识自己并得到内推机会。许多大学生认为，一份工作至少要解决房子、户口、工资和社交圈四项中的一个。
相比于CBD的一张办公桌，邱领觉得自己适合偏远地区的一个小院子，外面是山、树、天空、河流，是进入现代社会前，人们世代生活的景色。
她愈发喜欢山。之前周末一有时间，她就往北京周边的山上跑，她喜欢上升时心跳加速、乳酸堆积、跟腱发力和出汗的感觉。她要求自己达到什么样的速度和心跳值，穿专业的装备，像个圣斗士一样，恨不得从山脚立刻发射到山顶。
但这次旅行，她对山的喜爱换了一种角度。既不去挑战它，也不刻意借助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把自己放得渺小，静静融为山的一员。她常把车停在路边，爬上山坡，坐着看天，直到黄昏。自己是环境中的一个小因子，不承担太多压力。
她以前爬山不带别人，嫌耽误时间；现在她爬山总是慢慢悠悠。她不仅要把山放在新名字里，还在身上文下山的影子。
她在大理参加越野跑，出发时经过三塔，看到很多人停下来拜山，安静地默念。“对于不远万里来到这儿的人，让山海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意义。”
在路上，成块的思考时间也多了起来。在一间客栈，她遇到了一位同行，40多岁，在银行工作，正经历严重的抑郁。一个人开着一辆红色敞篷车，从昆明一路来大理放空。邱领见她时，她头发乱蓬蓬的，两眼无神，抱着一杯茶蜷缩在沙发里。
她们一起做饭、聊天，在自然里行走，状态渐渐好起来。
“我们都是树，都要找到自己需要的土，而每个人需要的健康土壤不一样。我很羡慕能长时间待在城市并且享受钢筋水泥的人，因为我的土在山里、在海里。当我不得不在混凝土中的时候，我很痛苦。”
邱岭认为，她的很多问题可能在于出生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这里是许多外乡人拼命留下来的地方，也是邱领想要逃离的地方。
“虽然我从小生长在北京，但是我现在跟这里的沟通和联系非常弱，没有办法感受到滋养，甚至觉得这里在消耗我，它夺走了我的快乐、我的感受能力，把我变成那样一种人。”
在新疆，她开车到中巴边境红其拉甫，这个常出现在春晚的边境之地条件艰苦。周围一片高原戈壁，还有茫茫雪山，其中一座是中国第二高峰，远远等在那。邱领一路开过去，一半是水泥路，一半是石子路，尘土飞扬。在那样一种荒无人烟的状态中，邱领生出一种渴望离开人世的状态，“你希望被自然带走，在那里闭上眼一点都不遗憾，这就是我应该归属的地方。”
当飞机落地北京，大兴机场人声鼎沸。邱领瞬间被拉回城市生活。恍惚间想起不久前读过的《乡土中国》，里面说乡村是变化极慢的地方，不用人去适应，一切都靠经验习得。但城市是追求效率的地方，人要适应，要把自己变成促进效率的工具。
清醒
“最好的旅行在打压自大的同时打碎幻想。它让人放弃向外的追求，开始向内探索。它帮人看到生活的真相，而后又拉着人前进。”邱领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路上，她喜欢做一项性格实验，有时外向热情，有时拒人千里。她记录每天的对话，然后重新感受自己。结果发现周围反馈的差异微乎其微，没有人那么在意自己，也就不必多费心思伪装。
以前，她在微信上有事说事，很少发表情，后来弄了一套张飞的表情。有天老板就说“你怎么能给客户发张飞的表情”，他转来许多“小猫咪拜托了”之类的表情，说以后就发这一套。
她曾经纠结于该如何处理跟人的关系，到底要不要把某人留在朋友圈里，三天可见还是一个月可见。她有许多分组，一屏都装不下。现在看来，这些都显得多余。
以前，她在城市看不到城镇的剧本，在城镇看不到乡村的剧本。旅行途中，邱领80%的时间在县城和以下行政区域，延伸自己向上向下的触及度和理解度。
“向上不难，但向下总是很难，要谦卑、耐心、共情，还要能抵御痛苦。把每个接触到的人做为独立人格去尊重和给予时间，无关对方的身份地位处境，顺其自然地交流。”
车盘旋在蜿蜒的山路上，进到村庄里、田埂间，晚上回到乡镇和县城休息，第二天继续。她和老乡沟通，看到他们的心思，理解背后的渴望、无奈、局限和改变。邱领很少去交门票的景点，如果非要去就拉上当地人一起，把本是游客的经历变成尽可能丰富的体验。
她从小习惯了电、车、卫星、网络。时常忽略甚至想不到，对有的人来说，这些不过是近几年才有的改善。“我们和他们，因为出生家庭的不同，导致了一些前期无法选择的不公平。住在客栈里的我们有电热毯，但旁边的人家还要烧牛粪取暖。我要喝瓶装水，而他们只有存在水缸里的水。”
“如此我们还时常不开心不满足。所以可能是我们要的东西不对。我们要温暖，却误把它当成了大房子；我们要健康，却误把它当成了药品和健身卡；我们要快乐，却误把它当成了金钱；我们要自我，却误把它当成了衣服和化妆品。”
以前她的生活里，投资圈的大佬吃过许多高档餐厅，去过许多五星酒店，业余生活是蹦迪，抽电子烟，周五晚上能瞬间叫来20人组局，“我不知道是我的嫉妒还是偏见，我总觉得这种生活没有那么真实和吸引人。”
相反，所谓的乡村生活沾满烟火气。邱领在贵州的村子里遇到了张姐，一个做蜡染的非遗传承人，“她不会跟你聊文化保护，她只关心自己的蜡染能赚多少钱，政府能给多少补贴。”
张姐的丈夫常年卧病在床，有两个儿子要读书。她把自己逼得越来越像个成功的女性商人。那些高大上的商业逻辑，她从没想过，但她知道怎么把事情做起来。她开了民宿，办蜡染课程，接待外国人，因为他们往往更愿意花钱。
张姐说自己以前很高傲，不喜欢跟别人沟通，县领导来了，人家都去敬酒，她不去。她后来觉得这样不对，为了打开名声，张姐学着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县上领导发祝福和问候。
跟张姐比，邱领觉得自己像个井底之蛙。她在美国的艺术史课堂上，学习把展品从原始环境中抽离出来，如何在博物馆被架空的环境下再次重生。“我的这些经历，在张姐面前不值一提。”
邱领知道村里的人也会坑人讹钱，但她理解他们的动因。无论是在贵州的村子还是北京的CBD写字楼，大家都一样。
她想留在云南，但朋友劝诫，不能这样“懒下去”，得回去做些事，做好了再来。远方是需要门票的，而且门票很厚。“他们给我种种建议和灵性的想法，帮我把未来拼得既现实，又够明亮。”
6月，邱领回到北京，继续“搞钱搞事业”，积累“门票”。“我希望能在5-8年之内做一些简单的财富积累。之后尽快搬到云南去，找一个山水为主的地方，做一个远程工作。”
方向也选好了。她决定给那些初入职场的人，做早期的事业辅导。因为很多人都经历了她这样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和她背景相似的人，她要帮他们一步一步发现自我需求。
现在，邱领每一天过得充实，她正在准备年底的考研，想读一个在职的应用心理学。同时准备CFA（特许金融分析师）的考试，找一份金融相关的工作，赚远方的“门票”。
从贵州回来，邱领跟母亲长谈了一天，关于恋爱和婚姻。她之前甚少跟父母分享感情生活，这一次她解释“享受恋爱状态的理论”。
邱领知道，没有离开大都市的人有很多理由，“他可能有房贷、有家庭，必须背负这些负担。”
低头捡六便士的人那种按部就班的人生，邱领以前看不上，现在觉得无可厚非，“这给了在意的人最大的安全感”。她也给自己留了后路，攒钱争取早日在北京买房。至于未来在大理，房价不低，她准备租一间。
邱领很喜欢一句话：“我不得不走了很远的路，才实现这孤身一人的状态。”每每看到，都要流泪。“我真的走了好远的路，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邱领戴着云南的银镯子，站在国贸繁华的写字楼里，才离开一年，这里已恍如隔世。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零为化名。实习生倪雨曈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