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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在复苏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公共风险转化而来的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迅速増大、而且呈现中长期化的趋势。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全新挑战，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微观化、地方化、避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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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的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两年平均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了0.3个百分点，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但与此同时，部分消费领域和服务业指标增长不及预期，也引发了关注。
8月18日，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当前成本上升是全方面的，宏观调控要更加强调注入确定性，关键是稳定各方预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等经济学家表示，“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应从短期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转向基于发展后劲增强的宏观治理。”
警惕“公共风险成本”上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作为率先控制住疫情和实现复工复产的国家，2020年，中国经济运行走出了一条“V”型复苏曲线，且在2021年上半年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2021年6月末，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6%，中国经济增长8.5%，均高于上一期预测值。在不断巩固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持续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在国新办组织的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综合来看，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主要宏观指标会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质量继续提升。但是目前经济仍是恢复性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付凌晖表示，“今年受基数影响，全年来看主要指标同比增速会呈现前高后低”。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比6月份回落1.9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8%，比6月份回落3.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925亿元，同比增长8.5%，比6月份回落3.6个百分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此前曾做了调研，结合数据分析，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回暖，但中长期影响循环畅通的公共风险成本仍居高不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隐忧值得关注。
这些隐忧包括：实体经济营利能力长期来看受低附加值和高成本双重制约；消费提振受制于收入预期和分配差距；投资增速趋缓和边际报酬率递减；全球来看高杠杆与经济衰退并存。
刘尚希着重强调了“公共风险成本”的上升，他认为这是现阶段政府应特别关注的方向。当前，企业感受到生产经营成本、投资成本在上升，居民感受到生活、就业、养老成本在加大，政府的财政成本也在全面上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资本退出，财政接盘需要大量支出”，他说，“成本上升是全方位的”。
企业成本提升压缩利润空间，影响投资积极性；生活成本上升压缩需求空间，导致内需不足；政府成本提升压缩财政空间，这些都可能加大经济社会的脆弱性。因此，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来说，必须要有新思维、新考虑。
不仅要“救”鱼还要换水
刘尚希认为，与以往相比，当前经济在复苏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公共风险转化而来的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迅速増大、而且呈现中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企业预期模糊、不稳定，其创新动力难以充分激发，创新活动也会收缩，经济附加值也难以提高。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全新挑战，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微观化、地方化、避邻化。
这些年，为了提振市场活力，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效果明显。但一些针对微观主体成本的减负政策措施和创新的激励措施只具有临时效应和局部效果。
刘尚希用水和鱼的关系作了解释：好比池塘的水出现了问题，如果只是针对一条条鱼去施救，其效果是有限的。这时候需要的是换水，改变鱼生存成长的环境。“只有对冲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水平，微观经济活动才会舒展开来，成本利润率才能提高，经济循环的宏观条件才算具备。”
同时，我国的宏观调控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自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地方承担的分量越来越重。课题组发现，若过多地通过地方来实施宏观调控，宏观效果将会随之加速递减，甚至会演变为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市场上产生挤出效应，并给其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一般通过大幅度扩大地方赤字和债务、地方融资担保、地方政府基金以及地方改变规划、临时大量增设项目等方式实现，从短期看有效益，但从中长期看，可能导致更大的公共风险，引发市场的疑虑。
风险意识正逐渐深入人心。这支团队发现，各部门和地方对问题、风险和成本的局部考虑、本位思维和风险规避倾向，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趋于避免问责，而不是在承担风险。
刘尚希用“邻避效应”来形容这一倾向，他说，这样一来，可能导致宏观政策难以达到对冲风险的目标，而是转移风险、转嫁风险和隐藏风险，风险表面上被控制，实质上是“风险大锅饭”。
“教科书恐怕要重写了”
在同一个场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试图站在全球经济的视角来提醒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他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特别是今年疫情反复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巨大。以美国为例，密歇根大学近日公布了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一个月时间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月的81.2%掉到70.2%，短期内出现如此大的跌幅在历史上仅有两次，一次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次发生在2020年4月美国疫情蔓延后。“这反映出大家对经济走势的担心。”
从2020年开始，美联储提出一系列新举措支持经济，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扩大货币市场流动性便利规模。这是美联储迄今为止最激进的市场干预行动，代表着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无限制承诺。
此前，市场广泛争论美联储的举措会给经济带来通胀甚至滞胀的危机，但就目前的指标来看，美国的通胀率保持在比较低的范围。张宇燕认为，教科书描述的全球经济运行逻辑，与今天世界的实践已经完全脱节，他说，“教科书恐怕要重写了”。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刘尚希介绍说，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货币只有“数量”概念，没有“状态”概念，这仅是一种基于确定性的无条件同质化假设。从数量的角度，货币超发会引发物价上涨；若从货币状态角度理解，货币超发是否导致通货膨胀，取决于具体的宏观条件。
这位系统研究收入分配循环理论和公共风险理论的学者认为，当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货币的状态就会改变。正常情况下，货币状态就像水一样，流动性很强，但是当经济下行时，货币就会出现如温度下降时，水结成冰的形态，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也就是说，尽管货币存量没有变化，但是货币状态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流动性溢出或不足。
“宏观环境中公共风险的水平也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刘尚希说，要重新认识风险的问题，高风险世界之下，让风险清零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
这其中的关键是完善预期管理。刘尚希认为，宏观经济治理需兼顾长期预期和短期预期的引导，对不同群体、不同主体实施有针对性的预期管理。如果一个部门引导预期，另外一个部门出台的措施与此不匹配，那么，引导预期政策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对冲，“所以监管协调需要系统的措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