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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而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把共同富裕当作平均主义，就是把这一问题想得太过简单了。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会分蛋糕的人在无蛋糕可分的情况下，也分不好蛋糕。只有富裕起来，才能谈得上共同不共同的问题，平均不平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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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对这一判断，应该如何理解？
对此，我们不妨从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流看起。1516年，英国大法官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在该书中，他设想了“乌托邦”这一非常美好的地方。在这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按需分配。这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当然，这时的社会主义仅是空想社会主义。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变成科学。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这已经蕴含“共同富裕”的内涵。但是，不论是莫尔的畅想，马克思的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发展，都并未将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主义。
从实践逻辑来说，共同富裕也不可能是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的现实表现就是地区差异。2020年，广东省全省GDP超过11万亿元，连续32年领跑全国，而青海省的GDP则刚刚突破3000亿元大关。根据21数据新闻实验室梳理的数据显示，2020年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北京一座北方城市。由于历史禀赋、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原因，各地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现象，通过行政命令让所有地区、所有人整齐划一既不可行，也不科学。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坚持共同富裕就是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差异、个体差异就必然存在，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是平均主义。
从历史逻辑来说，共同富裕不应该是平均主义。我们过去吃过把共同富裕当作平均主义的亏。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分配无差别，导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损害劳动积极性。历史已经证明，“大锅饭”的办法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大锅饭”带来的只能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儿，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平均主义只会把共同富裕的理想变成共同贫穷的现实。
共同富裕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而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把共同富裕当作平均主义，就是把这一问题想得太过简单了。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会分蛋糕的人在无蛋糕可分的情况下，也分不好蛋糕。只有富裕起来，才能谈得上共同不共同的问题，平均不平均的问题。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做大蛋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和关键。
当然，从治理逻辑来说，不能因不要平均主义而不讲公平。讲到共同富裕，不少人都会想到北欧的福利社会。北欧国家在给予国民高福利待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出现了“养懒汉”现象。对一些人来说，反正国家已经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良好保障，解决了个体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那么即使“躺平”，个体生活水平也不会下降多少。我们之所以慎提平均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养懒汉”，担心高福利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应当说，这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当前，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公平。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和公平的跷跷板上，曾把重心移到了效率一边，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对于社会积极性的提升大有裨益。但是，如果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变成“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社会同样会出现问题。今天，我们在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不要平均主义而不讲公平。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双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