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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里，余渔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他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常常会作出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比如，毕业前夕，这个北大博士放弃了某企业百万元年薪的盛情邀请，选择与南方某省签约，成为一名基层选调生。
比如，没过多久，新疆招录大学生的消息传来，他放着内地许诺的公职不要，不惜远走新疆做个村官。
有人说他傻，“有理想不耽误挣钱呀，等你挣够了钱，再去为国家作贡献嘛！”
有人说他笨，“在新疆10年都不一定能当上县长，同样是基层干部，你在新疆奋斗的终点，可能都没有在内地的起点高。”
可余渔不以为然，对待自己的前途，他有些“佛系”。在他看来，升官发财皆身外之物，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看得重了只会徒增烦恼。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他所说的“好事”，往小了讲，是他个人的家国理想。往大了讲，就是要为国家作贡献。有人说，“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人各有志，没准儿，我留在内地还不如现在开心呢。”他说。
将心底的冲动付诸行动
其实对于自己的理想，在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并不明晰。
刚走入校园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为此，除专业学习外，他自学数学、物理、机械、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社会学等各门学科，试图在知识的海洋里一探究竟。
很快，他发现自己对国家安全战略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抱着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战争史、战略战役分析、军事指挥学等书籍一看就是一夜，废寝忘食，近乎痴迷，甚至整个世界地图他都能够倒背如流。
找到了兴趣所在，便有了奋斗的目标。本科毕业后，他选择在安全研究方向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专业的学习让他对这门学科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战略突围’的关键时期，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要具备世界意识、世界思维，国家需要做好战略研究，国家也急需这方面的人才”。
尽管他从小酷爱边塞诗，喜读爱国守边的英雄故事，但这却是他第一次将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一个人很渺小，只有把个人放到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进程中，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我想为国家为社会作一些贡献”。
原本，他打算毕业后继续做学术研究，找一个教职，这样既能满足自己的个人兴趣，又可以为国家发展出力，一举两得。可转念一想，自己还年轻，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年轻人去做政策研究，还为时尚早。
“我们这个专业不同于其他，它始终需要与社会、国家结合到一起，不到基层去，很多东西搞不清楚。”余渔说，“在我还没有真正懂中国的时候，做学术还是欠火候。”
所以在南方某省委组织部来到北大宣讲招录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企业百万元年薪的邀请。当然，该省给的待遇也很优厚，去了就有公职，领导很重视，“本来就想着去基层，条件还这么好，这样还不签还想怎么样呢”。
可没过多久，传来新疆要在北大招生的消息，余渔一下子坐不住了。研究了多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太清楚新疆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了。
“从新疆出发，到中亚、到欧洲比到广州上海还要近，‘一带一路’要向西突破，中国要走向亚欧大陆，经略这片世界财富的核心地带，都需要站稳新疆这块前哨站和根据地。”
新疆如此重要，但同时它又极其复杂，这不正是需要自己以一身所学报效国家之时吗？他回想起书本中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脑中浮现起班超、杨遇春、左宗棠，这些历史上感人的故事、璀璨的明星皆出自这里，这感召着他跟随着英雄的脚步，登上这方历史厚重的舞台。
他清楚地知道，选择新疆意味着放弃世俗的成功，“但人总要有些精神追求”。朋友们劝他，等过些年房子买好了，户口落实了，财务自由了再去作贡献也不迟。
“但如果我留在大城市安家落户，有房有车有老婆孩子，习惯了高收入的都市生活，再来选择这条路，我觉得我就选不了了。”余渔坦言，“就是要趁刚走出校园的时候，那时候最具理想情怀，最有激情，没有被社会打磨，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才敢于将心底的这种冲动付诸行动。”
“打不烂、锤不扁、磨不碎”，但心依旧柔软
2019年7月，余渔从北京出发，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正式就任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提坚村党支部副书记。理想与现实往往有着巨大的差距，而对他的考验，此时也才刚刚开始。
阿扎克乡地处南疆，沙漠气候干燥异常，家在四川的余渔对这里的气候很不适应，即使现在，他的手臂上还有不久前刚刚晒出来的伤。
刚来时，村里条件简陋，没有办公室，没有暖气，即使是冬天，为了节约煤炭也只能晚上才烧一两个小时。全村只有一台电脑，大家排着队用。
一次，余渔正在电脑前办公，突然一只老鼠窜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与老鼠接触。他想抓住它，可一抓就跑。等他开始工作，老鼠又出现了。折腾几个回合，余渔放弃了，任由老鼠在一旁大摇大摆地走，他只专心办公，各干各的，自此相安无事。
巴蜀之地向来以美食闻名，可在这里，他只能吃到拉条子、抓饭。村里汉族干部少，语言沟通也是难题。如此种种都需要余渔慢慢适应。当然，最大的考验还是工作。
入村不过半年，余渔便已对星期几没有了概念，艰巨的工作任务让加班、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有时睡个囫囵觉也是种奢望。在他的宿舍里，被子时刻都是打包状态，随时准备着前往工作第一线。
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维护稳定，几场硬仗打下来，用余渔的话说，是练就了一身的钢筋铁骨，打不烂、锤不扁、磨不碎。
不过，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余渔也不例外。在自己的理想面前，余渔是坚强的、坚定的、无所畏惧的，但在家人面前，他是柔软的、温情的、满怀愧疚的。
今年3月，余渔与妻子去城里领了证。那天一早，他和妻子各自请了假。天一亮，他便骑着电动车，载着她前往民政局。两人刚从民政局出来，就各奔东西，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这也是两人几个月来为数不多的一次相见。
余渔与妻子是同一所高中的师兄妹，相识相伴多年。早前，听闻余渔要到南方工作，妻子还挺高兴。因为她是重庆人，想着离家近，见面也方便。可当余渔改变主意去新疆时，妻子只剩下了震惊。
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妻子也想通了，“我既然选择了他，我就要尊重他的理想和抱负”。今年年初，妻子也选择了跟随丈夫，来到新疆，同样做了一名基层干部。
妻子的到来让余渔很感动，也很愧疚。“一个女孩子，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在重庆有车有房，本可以过得很舒适。到了这边，想吃什么都没有，想买什么也没有，连快递很多都不送。”
妻子的工作地距离余渔所在的乡不过10分钟的车程，可却经常见不到面，半年多来，两人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前几天妻子工作太忙病倒了，余渔请假回去买了一只鸡，给她做了一顿饭。这距离上次见面，已记不清多久。
“回去见到她，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心疼得不得了。一个本来时尚阳光靓丽的女孩，现在搞得灰头土脸的，唉！真是提不得这种事。”回忆起当天的场景，余渔数度哽咽，“我可以不在意那些身外之物，克服一切困难，但是对她来说太难了，她放弃了太多。”
身边的妻子尚且无法照料，更别提远方年迈的父母。“父母养育我这么多年，培养我不容易，妈妈身体也不好，但我也确实尽不了孝。”好在，父母理解他，支持他，父亲曾对他说：“去边疆以后你就是国家的人了，你就跟着国家走吧，以后千难万难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觉得我挺自私的，就为了自己的这么点理想，让家人都跟着作出牺牲。”有时心中巨大的愧疚感在夜深人静时会瞬间爆发，“熬不住了，就跑到外面野地里仰天哭一场，回来再打电话安慰一下妻子。”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经常有人替余渔惋惜，如果当年没有来疆，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县领导了。而眼下，他才刚刚被任命为阿扎克乡党委副书记。
但在余渔的认知里，这样的假设本就是个伪命题。都是基层，没有哪里的干部更伟大，也没有哪里的条件更艰苦，在哪都是为国家作贡献，只不过是选择不同。
“就像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一样，‘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我既然选择了这里，那我就做好了准备，没有想过回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况且，多年的专业学习让他清楚这份工作背后的意义，在南疆，他更能体会到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紧密相连。
“如果是一个内地的乡村，村里的一点点改变很难直观地影响整个国家的进程，但这里不同，这里的每一项工作，对国家整体的战略布局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余渔说。
“比如，经常有来自欧美各国的政要使团记者来到这里，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如同国家的外交官，我们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整个国家。如果一个村子的工作干好了，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好。”
今年7月，余渔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回顾过去的两年时光，他自我评价勉强还算干得不错。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余渔第一次来到阿扎克乡政府门口时，目光所及之处除了一座孤零零的政府大院，连个小卖部都没有。现在，超市、夜市、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已经多多少少有点乡镇的样子了。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还发展起了一条年产值1.2亿元的产业街，厂内机器轰鸣，货车来来往往，工人干得热火朝天。
实实在在的改变让余渔有信心继续奋斗下去，在他看来，他不过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甚至连一个村的事情都说了不算”。他将自己比作一名即将高考的学生，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做好每一道题。只要工作在一点点推进，事业在一点点进步，那理想便在眼前。
“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成为爱因斯坦，颠覆整个世界。我只希望能够为国家为社会添砖加瓦，哪怕只贡献一粒尘埃，也是值得的。如果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那合起来的力量将是巨大的。”
虽然与古人笔下的那些英雄人物相比，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觉得，在他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战胜了自己人性中的某些东西，从这一角度讲，他为自己感到骄傲，在他的心里，他是自己的英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金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