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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线下国际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正式开幕。作为《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COP26被认为是将世界从气候变化临界点拉回来的“最后、最好的机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计划2020年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延期到今年。虽然疫情形势仍不乐观，但仍有超过两万人冒险选择在格拉斯哥线下相聚。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在开幕致辞中说：“气候变化的脚步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暂停，我们共同的星球正变得更糟。”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显示，过去7年，地球上出现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度，海平面高度也再创新高，“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浓度和相关累积热量已将地球推向未知”。
作出关于“行动”的承诺，是各方对COP26的最核心期待。大会主办方表示，“巴黎设定了目标，格拉斯哥必须让它成为现实”。评估减排力度、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落实气候资金承诺，是COP26最紧迫最重要的三项任务，同时也是历届气候大会扯皮已久的老难题。“如果我们想取得真正的成功，需要展现更大的雄心，采取更多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只有激发更大的政治意愿，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需要信任，而目前最缺失的就是信任。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瑞彬认同古特雷斯的观点。在王瑞彬看来，要客观评估摆在COP26面前的现实困难，仅靠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并不现实。就目前形势看，COP26与会各方更多的是在谈“选择性”：《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是否还要保持；如果仍需保持，哪些具体领域能够取得突破、哪些具体措施能够落到实处，气候融资缺口能够缩小到什么程度；全球气候合作进程是否还要进一步深入，等等。
G20峰会为COP26“预热”不成功
不少参加COP26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从罗马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直接飞往格拉斯哥的。G20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最大的经济体，也是联合国此次敦促减排的重点目标。这些国家占世界生产总值的90%左右，占国际贸易总量的75%至80%，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古特雷斯曾明确表示，气候行动必须由G20牵头。鉴于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本次G20峰会的一个重点，此前很多声音表示，希望G20峰会能为在COP26上实现气候问题突破铺平道路。
然而，G20峰会在应对气变方面的成果并未达到预期。根据10月31日公布的G20峰会宣言，G20仍然承诺《巴黎协定》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之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之上的1.5℃之内，同时呼吁所有国家作出重大且有效率的承诺和行动。但是，G20领导人只承认“在本世纪中期前后”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相关性”，措辞里删除了此前版本中提出的“2050年”期限，让目标变得不那么具体。
王瑞彬分析指出，虽然G20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声明中提到“1.5℃”的目标，与COP26希望设定的“到本世纪中期确保全球零净排放并保持1.5℃‘触手可及’”目标一致，但G20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具体承诺。
德国之声批评称，G20峰会没有给出实质性的气候行动时间表，没有提出更高的减排目标，没有提出让煤炭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计划，这些都令环保人士的希望落空。这也意味着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难题留给了COP26大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认为，“如果G20是COP26的预演，那么各国领导人的行动是不力的”。古特雷斯称，他“带着失望离开罗马”。
COP26要达成协议并不容易
从11月1日举行的COP26领导人峰会看，摩根的担忧很可能成为现实。首日峰会取得的唯一成果是，各国领导人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并为相应国家提供19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保护和恢复森林。
英国首相约翰逊以007特工詹姆斯·邦德的比喻开场，希望人类能够拆除气候危机的“炸弹”。美国总统拜登为上届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道歉。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到2070年实现“碳中和”，比联合国期望的时间节点晚了2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提出，“全球碳排放量需要到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才能有三分之二的机会使升温保持在1.5℃以下”。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就在COP26开幕前夕，印度还坚持拒绝设定净零碳排放目标，说煤炭将继续在印度发挥“关键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要求富国承认对全球碳排放负有“历史责任”。
对于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王瑞彬形容为“陷入死结”——发达国家承诺得很多，但兑现得很少；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繁重，整体进程缺乏效率。路透社称，COP26谈判将集中体现在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公平和信任问题上，前者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气候变化，后者则被要求在财政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脱碳。
2015年，达成控温共识的《巴黎协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上通过，成为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该协定提出，各方同意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内而努力。与会各国还同意每隔5年作一次进展评估，在回顾的同时确定下一步方略。COP26的重要议程之一，正是进行这一评估。不过，在以往几次缔约方大会上，各方始终未能就实施细则的核心遗留问题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一旦此次COP26谈判不能最终在行动方面落实，《巴黎协定》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巴黎协定》第六条，是掣肘历次谈判的核心争议之一。该条款主要解决如何通过市场及非市场机制，帮助各国实施其在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但是，因为涉及经济利益，如何监测、计算和报告各国的自主减排成果，如何在国际转让中避免双重核算，《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遗留的减排配额是否应被纳入2020年后的国际碳市场等，这些关于减排的具体国际规则至今仍未形成进一步方案。
此外，虽然很多国家都带着雄心勃勃的2030年新气候目标参加COP26，但是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190多个缔约方中只有120个国家提交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该机构在大会开幕前夕发布的《2021年排放差距报告》还清楚地指出，按照目前世界各国的减排措施，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7℃，远高于《巴黎协定》提出的“2℃以内”的目标。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COP26开幕前不久，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因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等因素引发的能源危机。加上消费端需求复苏和寒冬来临，很多发达国家重新回到了发展、使用化石燃料的老路上。比如英国就重新启用了火力发电站，欧盟一些国家也在考虑开放燃煤和石油工厂，以避免冬季停电。
对于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气候融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发达国家2020年提供了约800亿美元资金，仅完成了此前千亿美元承诺的80%。“资金始终是关乎应对气候变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王瑞彬认为，气候资金的市场机制关键是要可持续，如果没有回报，行政力量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要在COP26上达成协议，比巴黎气候大会时更为艰难。”大会主席夏尔马在开幕前夕就如此表示。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认为，COP26只有60%的机会取得成功。
“小气候”不明朗 中美能否合作应对全球“大气候”？
尽管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全球合作起来应对气候变化，但王瑞彬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随着大国竞争态势的加剧，各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的温度在下降。
10月31日被问及“为何G20气候承诺不够深入”时，美国总统拜登却无端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缺乏承诺”。一些西方媒体随后呼应拜登的“甩锅”论调，比如英国《太阳报》称，如果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未能带来改变，那么，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应该受到指责”。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71年，美国用43年，日本用37年，而中国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只有30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需要中国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国担当。
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COP26世界领导人峰会书面致辞中，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维护多边共识；第二，聚焦务实行动；第三，加速绿色转型。“习主席的致辞不长，但很务实，也很有底气。”王瑞彬认为，“三点建议”中，第一点就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是良方”，展现出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呼吁各方增强互信、加强合作。
有分析称，中美是世界前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COP26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提供推动力。曾参与《巴黎协定》谈判和签署过程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近期表示，没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达成《巴黎协定》，“希望这一次中美之间能有像2015年那样的合作”。
今年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两次通话中都谈到了气候合作问题。作为美国政府气候特使，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今年已经两次访华。10月3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罗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双方也就气候变化议题交换了意见。
虽然中美双方均表示重视共同推进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但难点在于，如何在两国“小气候”不明朗的前提下合力应对全球“大气候”。克里曾表示不会用气候问题和中国“做交易”，但在今年6月，美国政府却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新疆光伏产业的一家大型企业及其子公司限制进口，将太阳能供应链与所谓人权问题相联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曾强调，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不应指望一方面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理解和支持。
关于气候领域的合作和责任，汪文斌11月2日进一步表明了中方立场。他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关乎人类前途命运，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发达国家应切实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率先承担大幅减排义务，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挑战的能力。与此同时，美方“不能一方面要求中方减煤，一方面又制裁中国光伏企业。”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