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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104岁的医生葛秦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她离开的地方，也是她奋斗了一生的地方。几天后，协和医院告别厅内，手持红玫瑰的人群来为她送行。
葛秦生是中国妇产科内分泌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际知名的临床生殖内分泌学家。她的学生、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田秦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葛秦生教授开创了中国妇产科内分泌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位临床医生，葛秦生在一线工作到将近90岁。她培养了30多名博士和硕士，与肖碧莲院士合作创办了《生殖医学杂志》，现在已经是国家核心医学期刊。遗体告别仪式上，一本由她主编的第一版《实用女性生殖内分泌学》就放在棺木中。遗像上，一件蓝色外套是她最爱穿的，相片里她微笑的样子，留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葛秦生生于上海，19岁时考入国立上海第一医学院。入学第二年，上海在抗日战争中沦陷，她不得不辗转北上，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借读了3年。在协和医院，她后来成为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的同事，一同进行妇产科疾病的临床与研究工作。1956年，正是在林巧稚的提议之下，葛秦生把自己的主攻方向转到了妇科生殖内分泌疾病上。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上还是一片空白，实验室条件也十分困难。她采用基础体温测定与阴道涂片，分析判断患者的排卵与激素情况，进行“不育与月经病的诊断与治疗”。
葛秦生当时使用的阴道脱落细胞学、基础体温测定等方法，在如今的专业人士看来，都是最简单、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在这样一片“荒芜”的地基上，她亲手开展了国内的妇产科内分泌疾病研究，一砖一瓦，一年又一年，开启了一门学科的初始建设。
20世纪60年代，葛秦生参加了4种口服避孕药的临床试用研究。当时国际常用的避孕药雌激素剂量大，有很多副作用，如头晕、恶心、呕吐等，对肝脏功能也有影响，“不适合体格小的中国妇女”。葛秦生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提出了减量试验。1967年，小剂量避孕药在中国上市。7年后，国际上才开始广泛应用小剂量避孕药。中国的低剂量避孕药就此走在了国际前列。“可以说，中国避孕药的发展比西方国家晚了七八年，但在低剂量的生产上，却早于国外七八年。”田秦杰评价。
葛秦生还对性发育异常采用了一种更加简便和实用的分类方法。长期以来，性发育异常的分类一直沿用国外提出的真两性畸形、女性假两性畸形与男性假两性畸形。葛秦生用了10余年的时间，收集了北京协和医院临床所见的417例各类型性发育异常，提出了按照性发育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即性染色体、性腺与性激素作为分类的基础。这种分类方式，在临床应用10多年后，被认为“简单易行，分类概念清楚，能指导临床实践”。
她对不育症一直很关注。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外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封锁终于结束，治疗不育症的药物枸橼酸克罗米芬开始在国内生产。葛秦生经常与药厂联系，确认这种药物的功效，成为国内头一批将这种药物应用到临床中的医生。1985年，她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不育指导委员会，此后积极推动我国不育症诊疗步骤的标准化。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潮是提倡节育，国内同行一听到对不育症的治疗，往往存在诸多顾虑，但她仍坚持不懈。
直至80多岁高龄，葛秦生仍然在推动着北京协和医院试管婴儿中心的创建工作。对于这种技术，她起初是抵触的，认为花费太高。但她的观念随着不孕人群的增加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慢慢改变了。当她认识到自己想法有局限时，会立刻作出调整，并毫无芥蒂地走到另一条路上来，为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的建立殚精竭虑。
2003年，葛秦生又带头开展了“雌激素对心血管疾病和老年痴呆防治作用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发现长期低剂量激素补充治疗组疗法可以防止海马体的萎缩，对保护大脑功能、防治和延缓阿兹海默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性早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闭经、高泌乳素血症及多囊卵巢综合征……一系列妇产科内分泌疾病领域的空白，被她用丰富的临床资料和经验一一填补了。
1993年，为了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她曾用自己的科研费，为中国医科院基础所遗传中心购买了一台价值30万多元的仪器。她对同事说：“你们没钱，缺这东西，钱我来花，咱们工作得往前走。”
“她就像是‘神农尝百草’。”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内分泌与生殖妇科中心主任郁琦对记者说，“很多新药的实验阶段，她都会在自己身上先试。”
葛秦生去世当晚，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电子讣告后面，一位68岁的老人连续留言5次。1977年，这位病人经朋友介绍从黑龙江大庆专程到北京协和医院，找葛秦生看病，那时她24岁，曾经自然流产4次。经治疗，1984年，这位患者第五次怀孕。一经确认，她就赶到协和保胎，葛秦生每周都会来病房看她。
分娩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这位患者还记得，自己刚做完急诊剖腹产，从手术台上下来，回到病房，葛秦生已经就带着4位专家，站在了病床前。她至今仍能记起，葛秦生满脸都是兴奋，对她说：“你放了一颗卫星。”
几年之后，她又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得知葛秦生腿部骨折，在家休息，就辗转打听到了葛秦生的住址，前往探望。“她80多岁出门诊时，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对周围的大夫介绍我年轻时的病况，就像事情发生在昨天一样的清晰。”这位患者回忆。
2002年，葛秦生再次住院，这位患者带着18岁的儿子去看望她，那时候，葛秦生已经不大记得人了，却在看到她时露出微笑，点头表示“认识”。她把儿子拉到葛秦生面前时，给葛教授看这颗当年的“卫星”。彼时，葛秦生一脸的惊喜。“她已经想起来了，这就是多年前，她送给我的宝贝。”这位患者如今感慨：“要是没有葛教授，我今天也做不了奶奶。”
不止一位曾经的患者留下了同样的感慨。一位上世纪70年代的患者说，“我连续3个月大出血，您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了我一命，还让我生了老二。”还有人说：“谢谢葛教授把妈妈治好，才有了我。我的恩人，一路走好。”
在葛秦生的学生和同事们心目中，这位导师一直是严肃认真的。“她对学生真的是要求非常严。”田秦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很‘怕’老太太。她对我们的要求是，不仅要在国内做得最好，做第一，在国际上也要争取做得最好。”
业内许多同行对葛秦生的印象是“视野宽阔”，她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殖医学专员，经常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专家交流，总能很敏锐地“抓住（这个领域）当前世界发展的趋势”。她很早就注意并重视国际交流，多次代表北京协和医院，邀请国外顶级的专家到中国来做学术交流。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医院也开始研究绝经后妇女雌激素替代治疗和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防治。我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当时在国内学术会议上非常活跃，因此，有幸多次和葛大夫接触。葛大夫作为妇产科内分泌学科的鼻祖，平易近人，给予我们晚辈很多支持和教诲，令我终生难忘。”这是遗体告别仪式上，她的一位学生的发言。向她告别时，有人回忆起常常听她讲课查房，甚至记得她从来不过生日的习惯。有人提到，听过她的性分化异常讲座，迄今还能记起那些翔实生动的幻灯图片。
生命中的最后12年，葛秦生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不得不长期住院。据田秦杰回忆，她差不多已经有5年不能说话了，即便如此，仍然愿意让人推着她的轮椅，从住院病房，一直推到她曾经的办公室去。“就算是生病了，她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田秦杰说。
她的学生们时常来看望她，有新的论文发表了，或者是工作上有了突破，就会走到老人家床头，“讲给她听”。哪怕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位百岁老人仍然会想方设法，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喜悦。听到让她比较满意的研究进展，起初她会微笑，后来微笑对她也成了很难做到的事情，她只好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攥着的手微微用力。
在这个秋天，她不得不永远松开了手。
（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